（续上期）

　　此前，我们已经谈过了基础科学以及它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受到政府基金支持的情况。虽然它还受到某些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私营机构的支持和得到某些通常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工业部门的投资，但绝大部分还是来自政府基金。公众因他们的支持而得到回报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基础研究产生的技术。我推测单是从这种技术得到的回报，就会大于对用来支持整个基础研究投入的补偿。虽然我并没有对我的这种推测是否正确作过测算，但应该指出的是，公众的得益要远远超过技术的价值。他们获得了文化、舒适、方便、安全、娱乐、健康和寿命的延长。什么样的金钱价值可以加在健康对使人衰弱的致命的疾病的战胜上？这种金钱价值应该高于在FASEB的通告中例举的26个案例中提到的单纯在经济上的节约。

　　“技术”这个词所指的是工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并且它往往同这样一些重要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加工制造、运输和通信。实际上，技术已经同工具、衣服、火、蔽身之处以及各种其他的基本生存条件开始的人类进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继续进行，由于基础科学现在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时采用的科学与社会共同发展这一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基础科学和工业科学两者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技术的进步，作为改变经济和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方式的一种结果，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基础科学的发现如何最终导致新的技术？这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合理地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基础研究开始到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技术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研究中一种看似具有技术进展的成功发现，并不一定能确保可能建立在这种发现基础上的技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斯坦福大学的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1994年4月在向美国科学院做的一次题为“不定性和技术变化”的讲演中指出：即便是在总体上瞄准特定的技术目标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他指出，这些不确定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不知道一个市场能够从未来的技术进步中扩展到什么程度，看不到那些具有还不能马上就被觉察出来的特点的技术出现的事实，也没有理解改进具有互补性的发明的意义，而这些发明会增强原有技术的潜力。罗森堡还指出：许多新的技术方法在它们取代一种既定的技术之前，还得花上许多年的时间，而技术革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它们需要一段很长的孕育期。首先，很难使那些随时间而演进发展起来的整个新体系的性质概念化。罗森堡进而指出，重大的或“突破性”的发明会引发其他的发明，它们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对某些特定的人类需求的种类的认定，和用新的或者成本更有效的方式来对这些需求的满足。新技术需要经受一种经济上的检验，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检验。”

　　这对政府管理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罗森堡的演说引用如下：

　　“当我听到要鼓励科学界竖起对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的`实用性'的大旗时，我感到异乎寻常的紧张。我所指的最担心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往往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新发现才会是`实用的'，或者说，适用性最终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特定的人类活动范围。实际上，我曾多次断言，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不仅是一般都知道的基础研究的特点，而且也是产品设计和新产品开发领域的特点。与一种更有限的、按顺序进行的决策方法相反的一种对任何特定的大规模的技术项目作过早的预先承诺的做法，可能是担风险的，也就是说会付出不必要的昂贵代价。我作出这种断言的证据，大量存在于这样一些领域：武器研制、空间计划、对人造心脏的研究开发和合成燃料。”

　　“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说明，政府通常都应该拒绝扮演对任何一种技术的替代物如像核动力，或者集中对某一狭窄的研究领域如抗癌的支持者角色的诱惑。相反，看来政府应该提高如何对待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一览表的判断力。这种项目一览表表明万一在重新安排社会或经济的优选项目时需要的一批替代物。我对联邦政府的战后能源政策的批评，并不在于它给予了后来造成难于处理的核能问题的资助。而我要批评的是，它只把注意力放在核能上的单打一的做法，这种做法忽视了许多其他的替代办法，不仅包括替代能源，而且还包括能源利用效率的改善。”

　　写到这里，我还要补充FASEB提到的一家空间公司——轨道科学公司执行副总裁布鲁斯·弗格森（Bruce Ferguson）的观点：“联邦政府应该把它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经费用到那些对它们来说效益可以推广、而且可能要经过许多年后方能见效的领域，而不应该用于那些对它们来说，在几年内效益只集中在特定的产品或公司的领域。这些长期见效的领域并没有被公司的投资所覆盖，而它们对国家长期的经济走势却有重大的意义。”

　　在《自然》杂志1994年2月10日一期中，对“战略”研究的某些反应做了详细的论述，我从中引用了几段。战略研究的概念“并不是因目睹去年在英国开展的一场关于利用`财富创造'的研究成果的辩论而发出的一种不熟悉的叫喊。当然它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不体面的目的。什么样的科学家在得知他（她）们的研究为更广阔的世界赢得了利益会感到不高兴呢？困难在于如何预先告知什么样的特定的研究项目才会引起`新技术'和随之带来的`就业'。”

　　以目标导向的风险性研究和开发计划由于其内在的原因而遭受失败，或者它们虽然在技术上是成功的，但由于经济上或其他的原因而遭受失败的例证，把不久前的一段时间搞得混乱不堪。

　　作为一种最后的评论，这篇文章以一份声明作为结语：“对于更大的问题，对大西洋两岸来说，首先燃起来的是试图把研究转化成繁荣的热情，很可能会因这样做很困难的现实而受挫。当政府在寻求一种从根本上进行重组的过程中发现，在处理同它们的研究企业部分的关系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对它们进行鼓励，结果可能是令人难忘的。如果这种情况在研究界引起的后果，是一种更活跃地去了解全世界在多大程度上会把他们的研究视为对它的一种改善的话，那么反而会更好。”

　　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未来

　　在讨论科学（包括工业科学）和社会的未来时，再例举一下由上面的讨论得出的要点是很有价值的：

　　1.作为认识到由开发新的、成功的技术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的一种后果，政府试图把用政府基金支持的研究引向那些被看成是国家优选项目的课题。这与具有广泛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有所不同。

　　2.科学家、杰出的经济学家、工业界领导人的观点和一份优秀的科学杂志中的一篇社论，表明了很强的迹象：政府对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研究的管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性。尽管动机是好的，但可能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当然，这就会使原来的目的受挫折，因为科学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是一种用文件证明的，无可辩驳的现象。

　　3.本文介绍了那些认为要像尽可能使政府对优选项目的资助接近理想的效果那样，来支持目前政府对十分广泛的科学努力予以资助的体制的个人和团体的观点。没有人能够预言，什么样的研究才会变成将来最成功的发明和技术。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的主题是，联邦政府的资助得到的经济回报。这份报告是在1995年11月发表的。它用文件证明了政府得到了高的经济回报和政府参与的重要性。

　　4.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基础研究都对技术和国家优选项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基础研究与新的和现有的技术发展之间的联系一直是适当的。

　　毫无疑问，科学与社会将继续共同发展。这种发展的性质肯定会受到政府对优选项目的确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影响。当政府认识到成功的新技术的开发有赖于对基础研究的广泛支持的社会，持这种认识的社会更健康，在经济上更繁荣。鉴于将会不断发展的新的科学和技术的细节的不可预测性，因此社会的进步也会是难于预测的。

〔资料来源：www. nobel. se，200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