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是20世纪末最为时髦的词汇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使用这个词以显示形而上的理论深度和深得时尚之风。但是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自相矛盾的言行脱节之中。例如，一方面，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和强调“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却很少表现出对人对自身终极命运的思考与关怀，甚至在行为上与这一提法的宗旨背道而驰。

所谓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细心呵护，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对人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容许与提倡，是要尽可能创造一切条件让人活得有尊严。这一切都可能也必然归结到一个基本点上，尊重生命和维护健康，按人类社会特定时期认同的尊重生命和维护健康的基本伦理原则办事。

然而事情往往并非如此。起先一位中国学者由于自己痛失爱女，遭受了“人文不关怀”而写下了伤怀的痛感，反映自身和人类痛楚与人道主义思考的著作——《妞妞》。随后该书便被美国一些医学院列为医学伦理学——人文关怀的参考书目之一，由此引起了东西方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伦理的热烈探讨。人文关怀再次在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火红了起来，再次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热点和热门话题。因此妞妞生命的不被尊重而致早夭的命运也许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妞妞的父亲对亲子的痛爱也唤醒了所有人似曾相识的痛苦情感、悲哀和良知，同时也反映了现实中我们的人文关怀极其脆弱和苍白。

紧接着，又传来浙江一对夫妇生下双头畸形胎儿的痛苦的消息。怀孕5月时医院大夫已经确诊是双头畸形，医生和父母都同意处理掉这个不合格的生命，可是医院后来以各种办法拖延阻挠，让孕妇产下了双头畸形儿。后来孩子的父母与报社记者采访调查表明，医院是为了做分离双头婴儿的实验手术才哄骗这对夫妻生下这个畸形儿的。但是医院不承认这一点。

我不知道这对夫妇能不能写下类似《妞妞》这样的痛苦地思考生命意义和哀愁——他们的畸形儿的书来，并再次掀起东西方人对人文关怀的反思。但是这对双亲的悲怆和这位尚不知痛苦为何物的几个月的婴儿的痛楚一定是巨大的，尽管这婴儿像《妞妞》中的妞妞一样不理解痛楚是什么，更不会诉说痛苦，尽管婴儿的父母不会出书谈论自己内心的悲痛。谁会关心这样一个本不该出生的生命呢？谁能理解畸形儿的父母杜鹃泣血之痛的心呢？

正如妞妞的痛苦是医生为了提高技术和取得实验或诊治技能而不顾是否会对胎儿造成伤害而一意孤行一样，这个双头畸形儿的出生也是医院为了日后练就分离双头婴儿的技术（可以扬名）而不顾父母和婴儿的痛苦而让其出生的，尽管这只是一方当事人的调查结论或怀疑。当然，即使医院不是故意要这么做，那也脱离不了技术责任。这些事实再次提出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医学研究中伦理的核心问题，即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问题，人的生命和健康重要还是追求技术（医术）和科学知识重要？当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

显然人所公认的伦理原则当然是生命和健康重要，大多数人也会首先选择保护生命和健康、让人活得不痛苦和有尊严，而技术和知识的获得应该是第二位的。获得这样的认识正是人类对自身悲剧命运的反思，对人文关怀的迫切需要。1964年，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人体进行非人道的医学试验，如用俘虏做活体高空试验、冷冻试验和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人作人体活体实验和细菌毒性实验的种种违反人道、践踏人权的丑行，世界医学会讨论和颁布了《赫尔辛基宣言》，随后该宣言便被各国生物医学专业人员甚至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奉为“圣经”。因为这是人类自身悲剧命运和血与泪的教训。

到今天《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核心仍然管用，因为这一基本思想非常明了和重要，即人文关怀。在科研与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之间，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在医疗中任何病人，包括对照组病人，都应当保证给予最佳的诊断和治疗。

其实在科学研究和医疗中，体现人文关怀并非难事，只要做到“将心比心”和按照伦理原则行事，人文关怀就不会是一句空话，更不会是文人学者沙龙里的时髦词汇。比如，对病人是否使用安慰剂就是一个伦理和人文关怀的实在问题。安慰剂是没有有效药物（食品、化学）成分的一种制剂，对于病人和受试者只起一种心理作用。医学和心理学的试验和临床使用安慰剂表现在几方面。其一，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病人的情绪，使其心态平和，衣食起居正常，从而调动身体潜在的免疫功能，抗御病魔。其二，可以对有心理疾病的人或有心理误区、心理障碍的人使用安慰剂。其三，在试验某种药物时，对受试者和医生双盲使用安慰剂，即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哪组病人服的是什么药物，以排除心理作用对药物客观效果的影响和对药物客观效果的评价，从而真实评判一种药物的抗病效果。

在美国，早就有许多医务人员认为，只要有一种方法对病人还有效，就要禁止使用安慰剂。因为安慰剂只是设计来进行药物实验的，只有心理作用，而无实际的治疗作用，是对无可救药之病人和在实验一种新药时为客观评价药物而使用的手段。如果有某种手段或药物对病人有效但不给予病人，只是为了获得人体试验结果而给予病人安慰剂，这是不符合伦理的，也是拿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在作赌注。

而在国内，的确就有这样严格按照《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原则进行医疗和试验，从而真正体现人文关怀的。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几家医院对病人进行一种治疗心衰的药物——达利全的疗效试验。病人首先要有知情权并同意这样的试验，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进行双盲试验。

试验分为服用达利全的治疗组和服传统药物的对照组。但是在试验进行到一大半时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治疗组的死亡率比对照组的死亡率降低了35%。这时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研究人员面前，是继续进行药物研究——把研究和获得权威的令人信服的临床资料放在第一位，还是停止试验——把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因为继续试验，当然能获得达利全这一药物的所有基本数据和疗效结论，为以后大规模投入临床使用提供翔实的指标。但也就意味着对照组的病人不能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最后产生更多的死亡。而停止试验则可以挽救病人生命，但却得不到这一药物的完整试验资料。

在生命和健康重要还是获得技术和知识重要面前，临床伦理委员会作出了符合伦理的选择，终止试验，让对照组病人也服用疗效好的达利全，以挽救生命和保证病人的健康。勿用置疑，与为了要获取技术而让生命受到痛苦和毁灭生命的科学研究和医学试验来，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正是人文关怀的最大体现。

美国人在70年代进行一项医学研究就受到了广泛而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违反《赫尔辛基宣言》的不道德行为，如同二战期间纳粹和日本人所做的违反人道的试验。从1932年到1972年，美国研究人员随访400名贫穷的患了梅毒的非洲裔美国黑人，以观察他们的疾病是怎样发展的。在50年代，青霉素已经普遍使用，而且价钱并非昂贵，但是研究人员也不对他们采用青霉素治疗，而是给予安慰剂。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能观察到不用药物梅毒会怎样发展。然而这对于病人来说则是对健康和生命的极大伤害。

在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文关怀的今天和未来，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科学技术和获得科学知识是第一位的，还是人的生命、健康和人的尊严、人格是第一位？这是文明社会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显然后者，也即人文关怀应该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把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科学和技术才会获得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当获得知识和技术与人的生命健康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让位于后者。当然还有一些研究人员选择了更为合乎伦理和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的方法，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把获得的知识与技术用于治疗病人，但又不让病人遭受痛苦。

人文关怀并不是一句空话。要使人文关怀体现到我们的生活中，双头畸形儿就不能也不该产生，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意的是伦理问题，无意的是技术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是人文关怀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