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位科学家看到了他们的名字已经与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永远不会失去的名誉相提并论。公众正探究着这些新出现的名人是怎样达到事业顶峰的:他们克服了什么障碍、是站在什么人的肩膀上才看得如此之远。

不计今年的得奖者,自诺贝尔在100年前设奖至今,在3个科学领域——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中已经颁发了280个奖项。艰苦的研究和献身未必能取得作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的资格。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馆长斯万特 · 林德奎斯特(Svante Lindqvist)说:“诺贝尔奖不是为终身的成就而设置的,它是显示具有创造性价值的一个崇高的标志。”对一些卓越的人物而言,那是诺贝尔奖带有悲剧性的瑕疵。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 · 阿尔伯特(Bruce Alberts)说:“依我看,诺贝尔奖的一个唯一现实的问题是它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单独的主要发现上;而具有重大贡献的人被忽略了,这是诺贝尔奖的遗憾和损失。”

在庞大的科学舞台上,英雄的演出正在失去它的通用性吗?当得奖的实验常常由助手来进行时,实验室主任能得到所有的荣誉吗?当和平奖的授予具有偶然性时,某些诺贝尔科学奖是否应该走向制度化?限制一项奖金只能授予3个在世的个人,这合适吗?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郑重提出这样的问题时,物理学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秘书安德思 · 巴拉尼(Anders Barany)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意见的热烈程度。如果需要的话,它们是可以调整的。”

1989年,位于纽约的斯隆 · 凯瑟琳癌症治疗中心主任哈罗德 · 瓦穆斯(Harold Varmus)说:“它完全是第一个具有国际性地位的奖项。它的部分魅力是来自它所包含的奇特的奖额:在1901年每一项奖金是150000瑞典法郎,大约是一个教授年工资的30倍。由于1901年举行的第一次诺贝尔奖授奖典礼经媒体的报道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以致当初拒绝发奖的瑞典奥斯卡二世认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并在下一年出席了这个荣典,后来出席颁奖典礼成为每一个瑞典君主都要参与的一个传统。

在诺贝尔奖后面很快就涌现出大量戏剧性事件。例如,当玛丽(Marie)和皮埃尔 · 居里(Pierre Curie)与A. H. 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的物理学奖时,公众深深地被他们从衣着贫困到富翁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伯顿 · 费尔德曼在《诺贝尔奖》一书中写道,玛丽 · 居里,作为一个母亲和发现放射性奇异现象的先驱者,“立刻扬名四海”。

图为1901年首次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图为2001年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诺贝尔奖不久就显示出隐晦的一面。最有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是弗里茨 · 哈伯。由于他发现了如何从空气中固氮以用作对肥料的氨气,他在1918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二次大战期间他在发展德国的毒气方面也领先了一步,评论家严厉批评瑞典皇家科学院居然把崇高的荣誉授予一个给人类带来如此苦难的罪犯。

在20世纪30年代,当德国犹太人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他为雅利安人策划了一个替换的计划。于是在奖金的政纲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文:希特勒奖金,但是它从来没有被通过。在冷战初期,苏联的约瑟夫 · 斯大林也草率地提出了重新替换诺贝尔奖的想法,还提出建立门捷列夫科学奖。诺贝尔基金会的执行主席米切尔 · 索尔曼(Michael Sohlman)说:“斯大林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反对苏维埃的一个险恶的阴谋。他认为像瑞典这样一个小国控制了一笔庞大的奖金是荒谬的。”斯大林的想法当然也没有成功。

而在斯德哥尔摩,在无可争辩的正直性背后,挑选诺贝尔奖荣誉的各界人士每年一次卷入了关于他们的意愿的争论。如同在诺贝尔的意愿中指明的那样,瑞典皇家科学院挑选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得者,而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挑选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

评奖机制制定了5名成员组成评委会,它依次每年征集几百名获奖提名者,并从中挑选出侯选人,再进行严格的审查。在长达几个月的检审时间里,评选委员会邀请非委员的有关专家就主要候选对象所做出发现的个人档案材料作好准备,例如今年在物理学上这样的档案总数就达到近20件。评委会的专家们再审查这些材料。在秋季,物理和化学的评委会向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全体成员做出汇报,他们可以否决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和提名——它是一种几乎不能被操纵的特权。在1974年前,在非委员的专家中很少有人是与审议有利害关系的,当时诺贝尔基金会规定,关于审议的档案材料必须保持50年以后才能公开。

如今,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有助于人们揭开评奖过程的秘密。例如,档案材料披露了一个曾经阻止爱因斯坦以他最有影响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在20世纪的前20年,十几名科学家就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而提名他为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当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19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奥尔瓦 · 格尔斯特兰(Allvar Gullstrand)因对相对论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表示怀疑而反对爱因斯坦获奖。从档案材料上可以看出,一位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评委奥尔恩(C. W. Oseen)在1921年以爱因斯坦关于光电效应的理论提名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方式终于摆脱了这个困境。格尔斯特兰接受了这个妥协的方案,爱因斯坦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某些情况下,引起争论的授奖已经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政策中引发了强烈的改变。例如,在早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它的评委坚持在诺贝尔的遗嘱中表达的意愿,物理学奖应该授予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化学奖应该授予最重要的发现和改进。然而在当时的年代里,1908年的物理学奖授于彩色照相术,而1909年的奖项则是无线电收音机。

1912年以后,诺贝尔奖开始向实用化的应用技术倾斜,那一年的授奖引起了一片嘲笑声。诺贝尔的档案表明,物理学评委曾选择了在低温超导性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的荷兰科学家卡默林 · 昂尼斯(Kamerlings Onnes)。但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迫于一位有名望的实业家的压力,科学院列举昂尼斯的种种不足而转向支持瑞典的古斯塔夫 · 戴伦(Gustaf Dalen),他发明了一项用于工程照明的可以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很平常的技术。

接踵而来的是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内激起了空前的自我反思。巴拉尼说,在第一次世界大世期间评委会有了一点休整的时间,授奖机构召见了他们,对他们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工作表示了忧虑,并做出一个决定:任何具有很大实用价值、以致可以造就一个企业的发明均被认为在评奖条件上是不合格的。巴拉尼说:“戴伦事件的影响对改进评奖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当卡洛 · 鲁比亚(Carlo Rubbia)以发现W粒子和Z粒子而荣获1984年物理学奖时,鲁比亚和他的合作者西蒙 · 范德梅尔与颁奖委员会对在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几百名科学家表示敬意而授予的奖额一样多。如果鲁比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而被授予奖金,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奖励机构本身呢?虽然巴拉尼未被授权对1984年奖金的发放进行评论,但是他说,物理学的评委会将会考虑把未来的奖金授予一个研究机构。

许多人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机构获得一项科学奖的。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的沃尔特 · 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说:“研究所并不会做出发现,只有个人才能做到。”在英国伦敦马可尼电信公司工作的首席科学家威尔 · 斯图尔特(Will Stewart)补充说,受誉的研究所将“戏剧性地减少科学与公众的联系,而这一点可能就是诺贝尔奖最伟大的价值所在。除了斯威思专利办公室外,谁听说过任何爱因斯坦研究所?”许多科学家一想起诺贝尔奖就感到惧怕,他们看到诺贝尔奖正在走向民间的组织或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工作的私人公司。

一个有关的议题冲击着更深层次的和谐,如非诺贝尔主义者托马斯 · 阿尔瓦 ·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在1932年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实验中,99%的工作是由研究生、博士后和其他研究人员承担的,一个实验室主任应该单独受到奖励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化学家琼 · 瓦伦丁认为,“高级科学家不应该得到所有荣誉,除非他们是唯一的单独应该得到的一个人。”他指出,研究生詹姆斯 · 希斯(James R. Heath)应该分享1996年由于发现富勒烯而获得诺贝尔奖;而当阿尔伯特 · 沙茨(Albert Schatz)在拉特格斯大学的塞尔曼 · 瓦克斯曼的实验室工作时发现了链霉素。虽然两人都列在链霉素专利发现者的名单上,但是1952年对这个发现的诺贝尔奖却单独授予瓦克斯曼一人,而瓦克斯曼在演讲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沙茨的工作。

虽然科学家们各自有着圆诺贝尔奖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却在“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的限制下难以实现。两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氧化—氮的研究者塞尔瓦多 · 蒙卡达(Salvador Moncada)在1988年和奥利 · 霍尼基威特(Oleh Hornykiewcz)在1999年失去了获奖的机会。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的保罗 · 克鲁森(Paul Crutzen)在谈到他获得化学奖时说:“如果奖金能够发放给5个人或6个人,我会有同样好的感觉,或许会更好一些。”

但是把获奖的范围扩大到3个人以外将意味着重新改写对所有获奖者规定的条文,那将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诺贝尔基金委员会主席本特 · 塞缪尔森(Bengt Samuelsson)说:“现在还没有改变规则的计划,”虽然已察觉到的不公正可能是“俯拾皆是”,但是几乎没有科学家似乎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法国物理学家菲力浦 · 普林(Philippe Poulin)认为,把授奖的人数限制为3人可以使民众“得以确定谁是当年的`爱因斯坦'”。

在休斯敦赖斯大学的理查德 · 斯莫里是1996年化学奖获得者,他说:“诺贝尔奖具有如此光辉这个事实正是生活中的秘密之一。”他还说,诺贝尔基金会的高级官员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如何保持诺贝尔奖的光辉……我觉得他们做的一切将使诺贝尔奖的魅力冒着很大的风险,这种魅力是他们为自己所创造的。”

[Science,200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