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药物开发以外领域的人们很难理解强大的资本和技术的结合造成药物生产的垄断地位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在WTO、知识产权等名词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更多的人在思考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时，也很少有人能像身处药物开发第一线的人们那样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压力。杨玉社博士（见上图）就是深切感受到这种压力的人之一。

前不久，这位现年39岁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拥有多个国家新药证书的杨博士因突出的科研成果而入选上海市优秀科技启明星。岁末年初，我在位于上海太原路上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他的药物合成实验室里，与杨博士交谈了约两小时。杨对国际药物界的竞争态势及我们面临的境况的见解之深刻令我感叹。

杨玉社认为，与其他产业不同，药物制造业始终是一种朝阳产业，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产业。尽管其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投资风险大，但一旦研发成功后的经济效益很可观，通常一种新药的利润率是其成本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国际上有人作过统计，药业的利润是最高的，远超过IT、金融、石化、房产等所有行业。加上新药专利保护期有20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惜一切研发新药的原因。但中国的新药研究与开发状况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迄今国际上承认的由中国研发的新药寥寥无几，而每年全世界首次上市的新药平均达40多种。

对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杨博士的分析激情中不失理性：机制、体制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研究所与药厂分离的做法不符合现代药物研究发展的规律。科学院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在尝试用大科学的办法来加以弥补，但做药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工作。一个新药的研制周期平均为8～12年，并花费3～5亿美元，所以新做法的具体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出来。

杨玉社认为，事实上中国制药业的根本出路是逐步实现由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因为中国已在1993年实施药品专利法，与国际接轨，即最多到2008年，中国仿制洋药的历史将划上句号。即使要仿制也只能仿制别人已经过时的药。届时中国的药厂只能生产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药，生产别国的药就要付高昂的专利权许可费，其要价之高恐怕一般的中国药厂都不敢问津。

“现在离2008年只有5年多时间了，如果到那时我国制药企业还无自己的专利产品，将根本无法和国外企业竞争国内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将把巨大的、利润丰厚的国内医药市场拱手让人。”穿着白大褂工作服的杨博士在他的药物合成实验室接受了我的采访。在杨接电话的间隙，我环顾了一下这间40多平米的实验室，里面最多的是各种反应瓶、烧杯、试剂、冰箱以及几台旋转蒸发仪，杨的两个学生一边在做试验，一边在作试验记录。也许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某种惊异，杨对我说，国外大公司的合成实验室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杨的潜台词是：你不要看就这样的实验室，价值连城的药物很可能就是从这里产生。

杨玉社给我介绍了目前新药开发的两种主要策略：一是源头创新，即从病理入手，弄清楚发病机理及药物作用的靶标，建立可靠的药物筛选模型，从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筛选有效的化合物，然后进行合成和各种临床前试验，如此产生的药物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新药。但由于周期长、耗资巨大，所以全世界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顶尖级公司具有大规模开展此类研究的实力。即使默克这样的大制药公司每年也只有1～2种新药问世。另一种策略是做类似物，即根据已有的优秀药物，作某种结构上的修饰以克服现有药物的一些不足而形成的新药，这也算是创新新药，但研发成本比原创药物低的多。如眼下高血压治疗药有几十种，覆盖了不同的高血压患者人群，这些高血压药绝大多数都是结构修饰的类似物。这些高血压药各有市场，有些销量甚至超过了原创药。

图为药物合成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前排右1为嵇汝运院士

杨玉社介绍说，这种类似物创新占了目前全世界每年新药研制总量的80%左右。由于这种结构类似物的盲目性较少、研究投资较少、周期较短，有时经济效益并不比原创新药差，所以很多国家都在采用这一策略，如日本就是依靠这种药物开发策略，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药物开发大国的。杨博士说，国际上称这种药物开发策略为me-too战略，相应的药物也被称为me-too新药。这种战略又称模仿创新战略或快速跟进战略。它既有现有的药物作参考，又因为作了结构上的修饰，故而可以避开已有的药物专利保护，开发自己的专利药物。我国药物界的一些资深前辈很早就注意到这一方向，杨玉社的博士生导师嵇汝运院士在1991年的中国药学杂志上撰文，提出要通过模仿创新战略来尽快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98年博士后出站的杨博士对目前国际上医药产业的激烈态势十分清楚，他以他曾经访问过的世界著名制药公司美国礼莱公司为例介绍说，这家公司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就有近万名，而我们国家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加起来还不及它。不仅是研发人员、资金投入上的差距更是巨大；而且做成新药的前提必须是技术、资本和管理最完美的结合，而我们现在的制药业最欠缺的正是懂得新药研究规律的人才和机制。

杨玉社认为，中国制药业当务之急是要理顺机制，要让企业真正成为新药开发的主体，真正做到谁投资、谁受益。而国家有关药物的重大项目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否能出有影响的新药为取舍依据和验收标准，而不能以论文为依据来评判。杨玉社说，现在国内大小药厂有几千家，其数量大大超过美国。但目前这些药厂绝大多数都面临着新药难以为继的困境。

杨玉社认为，不出几年，国内制药业必然会出现资源向若干大药厂集中的情况，然后由大药厂出面来搞新药，不这样根本就无法与国外强大的制药厂商抗衡。而我国目前一些大的制药企业如果再不重视专利药物的研究，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中国药业的发展必须走大企业之路，长期投入、长期开发。

我注意到杨博士的背景材料中有一栏介绍他兼职于江苏泰州市政府科技顾问，难怪他对药物产业发展有这样不凡的理解。杨对中国药业发展抱有极大的信心，“只要国家政策支持，迟早会赶上来的。我所现在的科研条件和环境都较好，现在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在我所也建立起来了，我们实验室的同事都在拼命干，我们所的许多同志和我一样，都在自我加压，负重前进。但没有20年以上的时间是赶不上国际水平的”。杨玉社实话实说。杨的以下一番话同样让我感动：“中国科学家是很聪明的，只要体制机制对头，国家把经费给予那些真正为中国医药事业拼命工作的科学家，我国肯定能赶上，我自己就有充分的信心。这些年里，我的很多同学都出国了，尽管我也有过很多出去的机会，但我越来越觉得留在国内发展这条路我走对了。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条件是比国外差一点，但只要有新的、好的想法，在国内完全能做出一流的工作。”

从1983年考入四川大学化学系起，杨玉社的专业兴趣和方向就始终没有脱离过药物化学。杨玉社对我说，我现在没有多少成绩，你过10年后再来采访我的话，我就可以说得更多更自在更自信了。我知道杨的这句掏心的话的潜台词是：创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新药是他的最高奋斗目标。我坚信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定能为实现我国医药工业从仿制到创新的转变作出历史性贡献。

[江世亮采写自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