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校长）

中国有四大发明，火药发明得最早，而与之有关联的诺贝尔也是制造炸药的化学家；但中国发明炸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诞生什么爆炸力学......

复旦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科研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方面能获得诺贝尔奖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作为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学者，对诺贝尔奖的关心程度大家可以想象。但我一直在想，大家在讨论诺贝尔奖的问题，其实背后更大的目的是从百年诺贝尔奖的发展来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想这是最根本的目的。但引申出的问题是为什么100年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我在想，中国有四大发明。火药发明得最早，非常有关联的是诺贝尔也是制造炸药的化学家，但是中国发明炸药几千年了，但中国却从来不会诞生什么爆炸力学。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关于发明的小册子，才知道风筝也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但中国却没有空气动力学。所以我想，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落后，因素有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理性思维。最近我看《科学的历程》这本科学史的书，了解到希腊的数学传到欧洲，所以导致了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我们却缺少这一步。我们的知识是零零碎碎获得的，没有形成过如欧洲那样的知识体系，我有这个感觉。

前些天我参加了学校博士后的评选。有一位博士后要解决燃烧炉的燃烧效率，让其不再产生氧化氮，因为氧化氮对空气产生污染或致癌，但是他的做法很简单。他说他可以做各种模型去试，然后测到一个数并拟一条曲线，再看哪种好。当然，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但我问他：“你这样做究竟能不能达到跟国外一样的水平呢？”他说：“国外对我们保密。”我问：“保密什么？”他说：“他们的计算软件不给我们，所以我们没办法设计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燃烧炉。”我说：“一个燃烧过程，整个燃烧的化学及氧化氮的生成，以及在燃烧炉里的整个空气的对流及温度分布等等，这些现有的所有理论都能给予非常严格的描述。”他说：“这是不行的。”我说：“美国波音747飞机连风动试验都不做了，完全可以从空气中计算出来，因为现在大型计算机也有了，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并不相信这一套。”从这个例子中，尽管这还是个年轻人，但也反映了我们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想象力并不缺乏；从古代来看，我们中国人也想升天，凳子腿上绑上炸药，但却没有发展出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们的想象力并不缺乏，尤其是从这几年的文学作品看，想象力非常丰富，看一看一些运动会的开幕式，中国人的表演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非常具有创造力，而创造力首先起源于想象力。但接下来，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我们就非常缺乏。

就我自己这个学科来说，在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或其他活动等，我总会发现，我们缺的不是勤劳，也不是缺乏想象力，但往往你有一个新的想法，却缺乏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我感觉这是国内在科学上所缺少的东西。这个缺少同时反映了我国一些文化上的基础。我经常有这种体会，比如我们要做一个茶杯，当然我们可以从美学上去考虑，另外也可以从使用的角度去考虑等等，但如果一个设计人员设计了，我提出说这个设计不太好，有很多我们的国人就会说：“可以了，能用就行了。”足见我们缺乏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我举个例子，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开了两刀，德国一刀，中国一刀，然后我比较了两边的差别。我发现开刀时可能没什么差别，但是手术动完以后差别很大。在德国开完刀后，会专门有个医生根据生物力学的原理帮你康复，因为刚开完刀后腰椎可能很不稳定，他会根据生物力学教你怎么起来，起来怎么走等等。但在国内，开完刀也就差不多完事了。后来我问了这里的医生，他说我们的康复医学不够发达，当然现在在逐渐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个理性的东西。比如说，生物力学方面有个美籍华人很有名，叫冯元桢，在美国他就会去研究一个在我们看来哪怕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会非常深入地作理性研究。如他会观察一个柔性的血球，这种又不是圆的，是扁的，圆盘式的血球，怎么在毛细血管里流得过去等等这些流体力学问题；他会去研究关节腔，因为他想知道老人为什么走路走不快，后来发现关节腔液体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力学性质变了。但在国内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特别是回到10年、20年以前，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在发神经病，研究这些东西干吗？

所以我认为这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我们追求的比较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还比较快，但在纯理性的问题上并不一定如此，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我想这不是在散布悲观思想。

原来我听有些科学家说，中国可能有些学科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我问到底是哪些学科，有人说是数学，因为数学不需要花很多钱等等。但后来我听一些数学家说我们的数学跟国际上的差距也非常大，一些重大的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当然也有好的，像陈景润等等。但最近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也不是我们。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里面的因素非常多。

杨振宁说过一句话也反映我们的文化背景，别人问他中国的科学技术怎样才能走到世界一流的行列中？我后来看到国内的好多报纸把他回答中的这句话都删掉了，他说：“如果中国的青年科学家真正有了发言权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就上去了。”我想这也表明了我们的一种文化。我相信杨振宁先生所言不是简单的年龄歧视上的问题。如果大家研究一下诺贝尔获奖者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获奖者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年轻的时候完成的。

前一段我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看到，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数学家纳什的传记。虽然评奖过程中也有分歧，因为纳什几十年是精神病，他做的工作是24岁的博士论文，即所谓的《非合作性的博奕论》，因为这对经济包括军事战略的研究都非常重要，所以评委会想给他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因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也有人担心领奖时会精神病复发。但后来了解到他的精神病好了，最后还是把奖给了他。我想这种宽容态度非常重要，尽管他有精神病，但不对他进行歧视，对他原来做的工作也能全都承认。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宽容态度，如果一个人原来做过很好的事情，后来可能有什么不好，我们也应该非常客观地去承认他原来的贡献。这应该是全民的宽容程度，对科学家来说尤其重要。

现在很多人谈到要反对学术腐败，有一个倾向认为科学腐败主要集中在抄袭等等。但我认为对同行的压制是更大的科学腐败。因为发现抄袭可以惩罚，但对压制没有惩罚。有些学派之争很自然。

自然科学是最讲究客观的一个领域，因为一切都尊重实验上的事实，那么从事自然科学的这支队伍应该也是非常客观的。但回过头来看，科学界有没有谣言呢？也有。科学家有没有诽谤呢？照样有诽谤。如果让这类问题蔓延的话，对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健康成长的危害我想不亚于抄袭，因为抄袭非常容易鉴别，而对科学上的诽谤和侮蔑，被侮蔑者是没有机会申辩的，因为你不在场，也不给你这个机会申辩。这就使得在应该最讲究客观、最尊重事实的群体里头恰恰谣言四起或者诽谤四起，这就麻烦了。从文化的根子上来寻找一下哪些是不适合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恰恰对这些研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