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

今天，我们以对恩师卢鹤绂院士深切怀念、无限崇敬的心情纪念他老人家逝世五周年。卢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教育家。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卓著昭彰，他确实为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留下了一份颇具指导性意义的珍贵遗产。几年前我曾撰写过一副对联以寄托对先师的缅怀之情：

纯真科学大家，心绝纤尘，念兹在兹，功被物理微、宏、宇；

义方教育名师，胸涵学海，勤斯敏斯，范存辟雍达、慈、严。

此对联不一定能将卢先生的科学功绩、学者教风、高尚品格描摹得十分清楚，但意在说明先生凭其艰苦卓绝的终身奋斗，对科教事业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影响是决不会磨灭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我有幸得到先生经常而直接的指教。先生传我美德、授我学问、教我治学本领，使我切近地感受到如此纯真高义的大师风范。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思想深邃丰富；作为弟子的我，不仅要在他生前学，身后依然要学，尔今我可能还领悟得很不深透，现在只就几个侧面、几个事例谈谈自己的体会。

卢先生的科学功绩被及宏观物理、微观物理和宇观物理，他之所以能作出这一系列非凡贡献，其动力最终乃源自于他对科学技术的一个很深刻的见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生相当早地悟及这一层意思，他曾说过：“我们搞自然科学的，很容易领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科教兴国的方针很在理，科学技术上去了，国民经济一定有希望！”物理学在科学技术中占据什么地位？卢先生说得很形象：“物理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母亲。”如果从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从经典物理的成就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关系，从经典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理论的建树促使20世纪高新科技腾飞，以及从物理学还将在21世纪开发出无限广阔的科技应用天地等等，来体会先生这句话的丰盈含义，就会觉得他把物理学喻作科学技术的母亲，颇为贴切、入木三分、诙谐生动。可以说，物理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本源。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的今天，忽视物理学等基础学科对于发展科学技术以至加强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实力的本源地位和促进作用，也是很不适宜的。

卢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核物理学家。他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称量原子重量的中国人”、称为公开“揭露原子弹秘密的第一人”，被李约瑟称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先生潜心研究核物理、探讨原子核能的释放机制、关注原子弹研制所造成的后果，并亲自以简易的方法估算原子弹和核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等等，乃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物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会大规模地影响人类的社会实践；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这核能引来的祸福与共，已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及至晚年，先生又积极地研究粒子物理理论，因为他坚信，“高能物理学的突破，将使社会面貌为之改观，它给人类社会实践带来的影响之大，将远远超过四十年代中子物理学导致的原子核反应堆的发明”。因此他强调：“今日大力推动高能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加速器等高能技术的进展，对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这真是胸怀博大的纯真科学家的一种远见卓识。

卢先生还往往乐意于人们称他为理论物理学家；确实，中年以后，他从事理论研究多于其实验研究，而且理论建树的成果累累。先生既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更精辟地断言：“理论预言指导实践是当代重大技术发展的特征。”他提及，20世纪的科技史上，得以大规模影响社会实践的重大发明共有四项：原子能、集成电路、激光、光纤。这四项发明是哪里来的？先生著文论证，它们全都是在理论指导下作出的；故而他反复强调：要有意识地用理论预言去指导实践，不可指望以“瞎猫乱碰死耗子”的方式取得重大的技术发明。先生于95年底曾对我和《文汇报》记者江世亮先生感慨地说：“像我这样强调理论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抓科学、抓工业，一是靠人多，二是靠引进；而科学靠人海战术是难以奏效的，光引进、不创造，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84年他还引举日本的例子说：“美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则在于认识到深深扎根于国家体制的技术转移机制的重要性”；而转移的立足点是理论创造。卢先生热切地希望我国的科学、技术、经济、生产快速飞跃；当然，爱国的人毕竟是对国家前途有信心，他说：“如果组织得法，用人得当，后来居上完全可能”；然而“当代新技术竞争主要就是斗智，要动脑筋，想出些原则、原理来”，要通过理论创造去把握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否则，一个在重大科学理论的建树上了无贡献的民族和国家是很难在当代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跻身世界前列的；先生为此而一再呼吁。先生的这一精辟断言，一语道破了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20世纪如此，21世纪亦然如此；这实际上是一条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先生谈得简洁明锐，但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对于现代科技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这或可看作先生纯真科学思想的一项要旨。

卢先生一辈子以教书为业，辛勤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才。所幸者，纯真科学家的教书育人，其作用非同一般；先生正是期望通过教学工作的不断完善，使学生具备科学创新的精神和能力，从而导致我国的科技事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卢先生在与格物研究所副所长吴水清先生讨论大陆中国人是否与诺贝尔奖有缘时说出两句耐人寻味的话：“开天辟地，创出新领域，自然得之；模仿练习，细游旧山河，只能失之。”这可算得是警世格言吧。著名的“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是先生本人最满意的杰作；他推广了经典流体动力学理论，创出容变粘滞性理论及其扩充了的应用领域，所建立之容变弛豫方程修改了原来的粘滞流体的基本动力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所肯定和推崇，并以先生姓名命名之。先生晚年回忆起这段创新过程和当时的研究思路，使弟子们深受教益。以鼓励受业者创新并剖析创新之思维方法，作为自然科学之教育的主心骨，实乃先生之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的精髓。

1986年作者（左一）与其导师、师母在泰山合影

科学家搞教学，往往把科研与教学融为一体。卢先生教核物理和理论物理，便与核物理和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讲课也好，科研也好，先生有两个“着重”。第一，着重物理概念、物理思想，甚于数学语言、抽象论证。第二，着重整体性观念和简单性观念；就是说，他把物理学当作一个整体，注意各分支的综合，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物质体系也当作一个整体，注意各部分的联系，但同时力求理论表述简单明了。先生说得很清楚：“在理论认识方面，不对概念基础进行深刻理解和必要的改革，就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发展。数学语言的使用不与物理概念的发展密切结合，就将使理论走向越来越抽象的纯符号形式主义。数学的严密性不一定必然导致复杂性。……规律表达的概括性、概念结构的简单性、科学语言的灵活性，始终是物理学家追求的目标。”先生追求的就是这概括性、简单性和灵活性。正因为如此，先生对物理学界的某些教师和研究人员“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抑或偏向于使数学表达过分抽象繁复、以纯数学形式推导淹没物理思想探讨那样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甚至带有几分愤懑。正因为如此，先生特别钦佩理论物理学家中的玻尔，他的著作《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把该学派关于量子理论的物理思想诠解得非常精当而清晰；86年我曾跟随先生、师母到先生的故乡山东讲学，先生以犀利、准确、深刻、风趣的言辞，论述了量子理论的基本概念、物理思想和发展动向，在山东高教界激起了一片由衷的赞叹，也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又正因为如此，“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的清新简洁颇使同行们为之折服。又正因为如此，先生赞赏马赫关于惯性质量的定义，即如那一篇与王世明先生合作撰成的论文《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检验》中所述——由整个宇宙的结构决定光子的惯性，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诚然，爱因斯坦称马赫为广义相对论的先驱者，而先生亦曾肯定拙作《爱因斯坦引力论导引》一书中关于马赫原理与广义相对论之关系的论述。

“学者的智慧与真理并存，但学者的智慧不朽，必须同时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就是说，他必须是品格高尚的纯真学者。纯真学者的思想代表着时代的思想、代表着先进文化形态的精华。卢鹤绂院士堪称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位朴实、高尚的纯真学者。凡接触过卢先生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心灵伟大、品格高尚，他的智慧和思想是不朽的。先生献身科学，为的是祖国自强、人民幸福。先生心在科学，一心只念着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着意摒绝世俗尘埃的侵袭，对诸如纯粹功利主义之类的世俗观念，甚至某些科学家那种以科学为手段、为招牌、为跳板而谋取个人私利的花招，都是深恶痛疾的。先生的科学精神感人至深，他向往真理、追求真理、为揭示物质世界的奥秘而毕生战斗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上。在历时六十余年的科学生涯里，先生从未因研究课题的艰深、工作条件的艰苦而畏难退却，从未因环境的动荡、潮流的干扰而彷徨转向，也从未受其声誉的束缚而故步自封，更从未受名利的诱惑而见异思迁。先生从事科学研究、既大胆、又审慎；既富有创新精神，又脚踏实地。纯真学者心无纤尘，才装得下浩翰学海，才具有创新求实、认真执着的优良作风。先生把他的科学精神、科学作风、高尚品格传给我们几代学生，实在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知而告人，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先生的座名铭；他无论是谈话、开会，还是上课、演讲，抑或著书、撰文，无不向听众、读者敞开胸怀，真实地报告自己的见解学识、所知所闻。他没有不可告人之言、没有不可告人之事，心地坦荡、率直无伪，真乃君子之信；他待人至诚、满腔热忱，向亲朋弟子、向社会大众无私地亮出自己的知识、见解、智慧、思想，真乃君子之仁。先生的君子之风，令人感叹。尤其，先生身为教授，这种君子之风，就正是其辛勤耕耘教坛、敏赡教书育人的高标逸韵；先生是最慈祥、最通达的严师。先生之“严”，亦体现于他的“告而以实”之中。他治学严密、教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批评某些时弊陋习相当严厉。先生曾引古语：“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他以实告人的，绝非只是所记诵的书本知识，而往往是他对一些问题的深邃看法、他的治学经验和科学创造方法。前面讲过他要求学生做学问时重在创新，而不是“鹦鹉学舌”；这便是其严格要求学生的主旨所在；同时先生还要求学生仁义而不虚伪、方正而不圆滑，当然他的身教是最能服人的。若论及先生的品格特征，则可谓不患得失、心情豪爽、直言快语，又宽宏大度、容忍谦让，与人为善；简言之，可用“含纳刚毅、磊落高义”这八个字概括之。

卢先生认为：培养科学人才，要从科学宗旨着眼；对人才素质之诸项培养和教育中，德育是首要的。我问过先生，何谓科学宗旨？先生答道：就是指“搞科学研究为了什么？为了认识世界，给大自然画像”；进而又说，认识世界就是为了造福民众，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教给学生科学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还谈得上什么品德教育”？一天谈到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先生不无严肃地说：“功利主义会成为科学进步的动力吗？”没有献身精神，没有科学思想，“就算不得科学家！”实际上，先生的一生奏响了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动人乐章；为此我一直要求自己，牢记先生和父辈们诸如“搞理论物理与利禄无缘”、“搞物理教学乃是终身之业”、“服务于本国国土，心里才觉得踏实”这样一些教诲，以先生为楷模，为实现他所传授的科学宗旨而努力工作。先生为研究和宣传原子能科学、为开创祖国的原子能科技事业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更是尽心竭力。每当忆起这段经历，先生总是那么激动，有一次会上甚至还声泪俱下，令在场者愕然。后来我明白，先生为了增强国力，希望为发展祖国的原子能科技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只要条件许可的话；他说：“做得再多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核物理学家。”我被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热忱所深深感动，先生以他的一言一行教育了我们后辈学生。

关于相对论这个抽象理论，先生曾告诫我，“对它要深入钻研，谨慎从事，以取得真切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再则，它虽是最高权威的理论，对它也要“通权达变、灵活应用”，“它毕竟是`经典理论'，要发展物理学，就得超越它”。的确，先生是那么的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进取，他一生的丰硕成果便是明证；但先生又是那么的虚怀若谷、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次先生谈及：“三百年的物理学史出了几个伟人？几个牛顿、几个爱因斯坦、几个玻尔、几个费密？”寥寥可数；但科学大道上有无数铺路石子，没有这无数的铺路石子，也就没有这样一些伟人出现。至于怎样算是做铺路石子，先生作过注解：“你不能怕作新的探索，这探索包括成功的探索和不那么成功的探索”，无论如何，都是为后人积累经验，为以后的理论突破创造条件；“对于伟人来说，你这不就是在做铺路石子的工作吗？”我从先生的告诫中看到先生的远大目光、无私胸怀和求实态度，这是纯真学者才有的风范。科学的征途充满着荆棘，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更非轻而易举。我要遵循先生的教导，立足创新，在创新中又须具有甘于做铺路石子的气度。因为我们搞科研，是为了科学长河连绵不断；因为如先生所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终究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是造福人类、推动现代文明建设的事，亦就是先生所强调的科学宗旨之本意。

爱因斯坦在评价普朗克的科学素质时说过：在“科学的庙堂”里有两类人，一类以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一类投身于科学事业，“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从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这两类人中确有不少卓越人才，但爱因斯坦指出，如果单有这两类人，科学的庙堂就绝不会存在，“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环境变了，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便不会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庙堂的主人乃是不同于上述两类的另一类“天使宠儿”；他们试图以毕生精力描绘出“一幅简单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所以他们是一些纯基础性探索的理论家，他们并试图将其领悟的世界图像影响后继者，普朗克即为其中一员。卢先生十分推崇普朗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显然，先生也不是上述前两类科学家，他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科教事业，特别是到晚年，他也致力于描绘一幅简洁明了的宇宙图像，他也始终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总之，卢先生这位纯真学者真可算得爱因斯坦所赞扬的科学庙堂中的一位真正主人。

且借用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追怀大文豪巴尔扎克的话来结束本文：

巴尔扎克的名字打入我们的时代，给未来留下一条光辉的线路。

巴尔扎克将与法兰西的群星一道，熠熠闪烁于我们的头顶之上......

一个崇高的心灵，扇动着天才的翅膀......投入到不可知的夜空——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

我们可用雨果的诗一般的语言颂扬恩师卢鹤绂教授那精深丰富的科学教育思想：先生的思想光芒也永远闪烁于我们的头顶之上，先生这崇高的心灵、闪光的思想将伴随着我国科教事业的蓬勃久远的发展而得到永生。先生的名字也给未来留下一条光辉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