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化预测、系统化选择：系统地研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在未来的长期发展状况，以选择那些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最大化利益的技术——

随着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的迅猛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力量，科技经济一体化程度如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主要指标，它已经引起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制订本国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规划也就成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技术预见作为一种新型的致力于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和各种资源的组合与配置的宏观管理工具，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演化，已逐渐形成体系，它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践中已取得了显著绩效。

技术预见的本意就是“系统地研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在未来的长期发展状况，以选择那些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最大化利益的技术”。简而言之，技术预见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在通过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整体化预测”的基础上，“系统化选择”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利用市场的“最优配置”手段最终实现其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有理由认为以政府主导的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是在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技术预测是技术预见的前期工作，它对应于技术预见活动中的“趋势预测”环节，但还没有上升到技术预见理念中的“整体化预测”的高度。相比较而言，技术预见含有更加广泛的内涵，除了要考虑技术自身因素外，还要系统地考虑经济与社会需求、资源与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它实际上就是要将技术发展路径置身于一个大系统中进行多纬度分析。与技术预测对技术未来发展路径“唯一性”的假设不同，技术预见已经超越了“历史决定论”，认为技术的未来发展不仅有多个可能性，而且即使要实现某种可能性也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事先的意愿、预期、选择、决策、资源配置力度、配置方式等一系列行为。

区分技术预见与技术预测的做法还有许多，其中最具直观性的区分方法就是要看研究工作者是如何组织和如何操作此类活动的，如果在他们所开展的活动过程中将技术的预测和选择等权利完全或大部分委交于科技界的“精英专家”和一部分技术专家的话，那么，这种预测和选择就不是技术预见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而是技术预测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虽然在世界各国进行着各式各样的“预见活动”，且大都采用“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但如果采用的仅仅是向分布在科技界和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少数技术专家发放问卷的做法的话，那么，这种“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也就是“专家德尔菲法”或“技术德尔菲法”，使用这种方法对技术进行预测和选择也不是技术预见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而是技术预测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本文之所以很在乎技术预见与技术预测的区别，就是因为在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者仍然将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相当然地理解为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

从技术预见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是技术预见的先驱者，同样也是开发技术预见方法论的先驱者；但美国后来又将其研究重心移向了技术预测，相应地，他们在使用自己在活动初期开发的两大方法论范式时，亦即在使用“探索法”（又称“能力导向”）和“规范法”（又称“目标控制”）时，也将其重心移向前者，即注重使用“探索法”，并且围绕着该范式又开发出一系列用于“趋势预测”的新方法。他们的这一做法又影响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倒是日本在另辟蹊径，最终将技术预见引入正轨，他们创造性开发的“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今天被人们称之为“综合德尔菲法”或“社会德尔菲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实施技术预见活动的通用方法。

从技术预见和技术预测的理论结构来看，技术预测所依赖的理论假设是万涅瓦 · 布什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并被概括的“社会契约论”；技术预见所依赖的理论假设则是“资源稀缺论”。正是基于资源是稀缺的判断，才有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提法，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有选择性地发展那些最具投资价值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

以上这些解释与论述将是建构技术预见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从世界各国从事技术预见活动的次序来看，日本在1971年首次使用大规模德尔菲问卷调查法开展的围绕着技术预测、技术选择的活动就是今天所说的“技术预见”。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组织了7次这样的活动，他们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说技术预见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它不仅对日本的科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全球技术预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英国在推动全球性技术预见活动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技术预见专家本 · 马丁在总结了日本先后成功地进行7次预见活动基础上，为“技术预见”下了相当严格的定义。在马丁等人的努力下，英国科技办公室于1993年正式启动了以“技术预见”冠名的研究课题。英国技术预见也是每5年开展一次，第一次技术预见使用了德尔菲法和专家意见法。

受日本相关活动和英国第一次技术预见项目获得成功的鼓舞，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预见浪潮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正在进行的技术预测活动也逐渐向技术预见过渡。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中，最先做出响应的是德国，他们在日本的帮助下逐步介入到技术预见活动中来，并于1990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第一次技术预见，使用德尔菲法进行预见活动的还包括法国、奥地利、荷兰、爱尔兰、瑞典、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

日本以外的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泰国，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先后加入了技术预见行列。韩国于1993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第一次技术预见，接着又于1999～2000年度进行了第二次技术预见。泰国于1999年发起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见中心”（APECCTF），并开展了多项跨经济体的技术预见研究活动。新西兰政府则于1992年和1998年先后两次实施了技术预见工程。澳大利亚于1996年开始实施技术预见计划。上述这些国家在实施技术预见工程后均收到了显著效益。

此外，一些国际性技术预见研究中心的相关组织也层出不穷，除了前面提及的“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见中心”外，还有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科学与高技术中心（ICS）共同帮助下成立的波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技术预见组织（TF for LAC），以及在欧盟、非洲等地区开展技术预见活动的中心组织。

有关在我国开展的基于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也开始启动。如在我国由科技部启动的国家关键技术预测和选择的技术预见活动，在台湾地区所开展的关键技术预测和选择的预见活动等，以及上海市科委、北京市科委所启动的技术预见活动等均在进行之中。

应该承认，技术预见模式及预见方法还处在不断优化之中。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技术预见从最初只关注技术本身发展到充分考虑技术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互动，如在英国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中经常采用的“SWOT”分析法、“STEEP”分析法等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具体体现。此外，超越国界、跨地区之间的联合预见也是目前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再则，在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通用技术预测和选择过程中不断强化市场需求定位、社会需求定位、生态需求定位，以体现科学技术事业的“人文关怀”也是当今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相应的，一种不断创新方法论以不断提升技术预见品位的一些做法和实践，如在“经典德尔菲法”基础上不断创生和运用诸如“市场德尔菲法”、“社会德尔菲法”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文化德尔菲法”等也是技术预见模式在方法层面上的变动趋势。

所有这些都给国人以积极的启示，即技术预见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融入到全球技术预见大潮中去。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