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网络的扩张使得社团不再那么重要，促使社会向着一种边界模糊、连接松散的网络化状态转变——

在从前，计算机是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的。不论大型机、小型机或是个人电脑，大多数总是独立存在的。为了帮助人们和电脑打交道，人机交互这个领域得到了开发，为人们提供了更友好的界面、软件等等。但正如“人机交互”的字面含义，这里的模型仅仅是“人—计算机”。

计算机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开始在机器间传送数据时附上消息。通讯迅速地超越了组织的界限。电子邮件在80年代的兴起和在90年代向互联网的扩张将事务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很多人来说，在计算机前就等于在互联网上。

正因为如此，人机交互变得更加社会化了。现在人机交互会议上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人们如何通过计算机联系的。部分参与者设计了支持此类交互的“组件”，另一些通过实验和概述性研究来证明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两个人是如何在网上联系的，小的团体是如何互动的，以及没有界限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终极目标将是世界范围的互联网。仅仅是互联网一小部分的usenet的用户在2000年参与了超过80，000个主题的讨论组，810万用户共计发表了1.51亿的帖子，这是1996年初统计数字的3倍多。

在网络化的社会中，界线更易被渗透，互动的对象相当分散，连接在不同的网络之间切换，层次更加扁平，并显出了更大的递归特性。因此，很多人和组织的通讯手段开始超越团队的界线。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们都与各种不同的对象交流，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团队中的。以计算机作为媒介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交往的一个独立部分。当由计算机组成的通讯网络连接人、机构和内容时，就构成了由计算机支持的社会网络。事实上，要不是有Novell在先，计算机科学家们肯定会把帮助人们在网上实现互动的系统称为“网件”，而不是“组件”。通常情况下，计算机网络和社会网络是共同工作的：计算机网络连接社会网络中的人，而网下的关系支持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交互。

网上和网下的社团网络

和计算机一样，社团也实现了网络化。尽管社团的概念曾经等同于紧密连接的、有界限的邻居的团体，现在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界限淡化了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为人们提供社会支持、信息和一种归属感。这些社团并非完整的（人员和其他社团的交互流动），在空间上也很分散（在发达地区，只有很小一部分社团成员是真正意义上的邻居）。

尽管互联网的初衷是为工作上的合作提供支持（包括电子邮件和网络），它却是支持广布的、间歇性的网络化社团的绝好媒介。电子邮件超越了物理上的相似和相互之间的有效性；通过电子邮件列表可以向多个社团成员发送信息；附件和网站使得文件、图片和影像的传输成为可能；好友名单和其他在线联络工具显示着在某一时刻可以和谁进行通讯；而即时信息表明在网上与当面或是电话中一样可以进行同一时刻的通讯。

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权威假设、个人经历、实验研究之后，基于调查的民族志的研究开始出现了。这些研究引发了公众关于网络上能否找到社团的热情讨论。评论家怀疑这些从未看到、闻到、听到对方的人们的关系可以成为真正社团的基础。另一些批评者的意见与此相反：对互联网的热衷可能会诱使人忽略其他追求，将网上的活动局限在原有的观点上。

与此相反，热情的支持者将互联网看成是正在延伸和改变中的社团。约翰巴洛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正在经历自人类学会取火以来最重大的科技变革”。指出互联网可以以很低的代价跨越距离和时区，可以通过共同的兴趣维系关系（即使参与者们相隔万里），还可以提供人和广布的知识间的强大连接。

这类讨论往往是极端的（互联网带来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一边倒的（互联网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其他因素如性别、组织中的地位等都被忽略了）；狭隘的（互联网应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而不是被置于整个的工作、社团和日常生活中）；现时的（互联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诸如前互联网时代社团网络化之类的长期社会趋势都是与之无关的）。

随着讨论的继续，互联网已经在被大多数北美人使用了，尽管其发展速度在放慢，并且成人的使用比例可能会定格在60%。北美的数字化差距在迅速消失，尽管社会经济状况（教育、职业、收入）仍然是决定其差别的重要因素。在欠发达国家，数字化差距要显著得多：人群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要低得多，且绝大多数用户是社会关系发达的精英。在发达国家，人均及总共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均在不断增加。以AOL为例，在1997年第一季度其用户平均每天上网31分钟；4年后的20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4分钟，比原先的两倍还要多。相互间熟悉程度的加深也并未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轻视：人们网上的联络越多，他们之间的印象也越深刻。

关于互联网对社团影响的调查得到各种不同的结论，大多数跨地区的研究显示上网越多的人在社团的参与程度也越大。但某项研究结论显示，广泛的网络活动占用了人们与家庭和社团成员沟通的时间。更有甚者，唯一一次跨经度的调查发现一些“新手”在刚开始使用计算机的6个月里变得更加沮丧、离群。

现在，关于互联网如何融入社会的有力结论已经产生了。可以清楚地看到互联网并没有摧毁社团，而是扩展了西方世界广泛存在的网络化社团的种类，并与之相互应和。与亲戚及旧邻的联系仍在维系；与有共同兴趣的人的新联系不断发展。时间和空间在基于计算机的通信中不再那么关键；与大群社团成员联络（使用列表）、让不相连社团的成员直接接触都极易实现。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方便地连接了朋友的朋友，而这也增加了社团间网络成员群的相连度。

首先，当克劳特研究的新手们在互联网上的经历增多以后，他们的沮丧和离群现象消失了，而他们社会接触的增加给他们与社团成员的交往带来了正面效应。比较分析发现，上网取得的社会支持能帮助人们消除沮丧。

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互联网增加了社团交流。一次大型的国家地理网调查显示，那些大量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之间的当面拜访和电话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电子邮件只是一种额外增加的通讯形式，因而那些常常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们和亲朋好友的通讯总量高于其他人。

表1 :电子邮件使用量和年总通讯量

然而，另一项研究却发现电子邮件的使用正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电话。也许网上、电话里和当面进行的通讯在类型上有所差异。尽管某个分散的工作组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每种通讯方式中所说的话有很大的共性，另一项研究却表明在社团成员当中，当人们想要有效地获得信息时会选择电子邮件。

互联网对社团关系——不论距离的远近——都有着正面影响。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通过这个可以穿越时区、长短距离消息等价的系统，受益最大的是那些相隔一定距离的亲戚朋友。但和在网下一样，网上联络最多的仍然是那些住得很近的人。赛博空间并没有超越物理空间的重要性。例如很多电子邮件和聊天的目的就是安排面对面的会谈。

最近“网络村”（多伦多一个郊区）的案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里的互联网高速接入服务帮助居民聚集、会面，从私人家庭拜访一直到烧烤活动。网络村的居民还集体与地产开发商和网络服务商谈判交涉。毫无疑问，网络村可能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这里的居民都是新来的，且热衷于参与这项互联网实验。但最近在密歇根和洛杉矶的研究都显示了互联网是如何促进传统社团的发展。

在上一个十年中，人们为互联网的发展激动不已，因为它使得我们的生活继电话发明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巨变。然而，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些上网最频繁、时间最长的人最不容易觉得他们是网上社团的一分子。尽管他们总的社团感仍然存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经常的遭遇帐号被黑、病毒传播、垃圾邮件之类的恼人事件。也就是说那些网上经历多的人并未从这个特殊形式的社团中获益。

因此，初步的发现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今，关于社团的互联网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互联网和美国人生活”项目在进行每月追踪的研究。斯坦福的社会学量化研究院在进行频繁的调查，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核心的美国社会普查在2000年也包括了互联网模块，并可能继续下去。2001年加拿大社会普查有互联网模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大规模国际调查2000的数据已经可供使用了。【见http：//survey 2000. National geographic. com/】。国家地理社会部（和克莱姆逊大学及多伦多大学合作的）在2001年秋进行了范围更大更全面的网络调查。马里兰大学“网络研究所”将许多调查结果打包放在了网上，并提供统计软件供再分析之用。与此同时，民族志学的社区研究（诸如汉普敦和威尔曼在“网络村”做的）也在进行。

在网络化的社会中获取知识

和网络化的社团类似，很多组织也有众多成员包括随着时间和工作项目变动的同事队伍。这种情形与传统的组织学理论所针对的不尽相同，后者是呈清晰树形结构的紧密连接的工作组。

当人们同时是多个暂时的不同地域的团体成员时，他们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呢？特别的，在他们根本不知道该问什么人时，又是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复杂的组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支持在社团和组织内外通过可信的人际关系鉴别、定位和接受信息的计算机方案正在被开发。不难料想这个领域的发展是由那些有志于开发信息获取和管理工具的计算机、通讯科学家推动着的。

如今，那些资深的雇员——工作经验的源泉——都已经找不到了，又是谁在掌握着组织或是社团的历史记录呢？通常人们会问自己的同事。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人们会猜想朋友的朋友会不会知道，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一张全部朋友的朋友的列表，更少的人了解自己朋友的朋友知道些什么。但是有理由估计朋友的朋友的数量是100000，前提是每个人认识约1000个人，且每个人的朋友中有10%是不重复的。这样一来要记忆的名字实在太多，而当人们给出或是获得信息时一般要求私人的接触。他们往往需要和信息的拥有者进行谈话，信息的所有者往往只愿意将这样的信息传给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

“我知道”是一个储存朋友的朋友的信息的软件，除了“他们是谁”还包括“他们知道什么信息”。它试图回答“谁知道谁知道什么”的问题。人们希望通过使用这类非直接但私人的关系，可以提供可靠且恰当的信息。问题仍然存在。首先需要软件向大规模无定型的组织映射和提供这类联络信息；其次是数据收集方面的：系统如何编译关于谁知道什么的信息？第三则是隐私：人们愿不愿意向陌生人公开他的朋友及其技艺的资料？

“答案园”解决了数据收集和隐私的问题，尽管它并非针对人际连接的。它提供了工具，通过记录问与答的过程来帮助人们建立常见问题及其答案的资料库。因此，能得到的只有那些公开提供的信息。然而，由此获得的同事的资料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为止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获取私人文件的同时满足每个人限制个人文件开放范围的要求。

有了连接的巨大可能及需要，区分通讯的优先级就非常必要了。我的老板应该高于我的同事们吗？我的妻子或丈夫应该比兄弟姐妹享有更高的优先级吗？应付这种需要会是现有的电子邮件的筛选规则的一种高级应用。虽然尚未发布，但是通过推导和观察一个人会最先阅读的邮件这两种途径，建立计算机联络的优先规则的重要工作已经在进行了。

互联网的变化速度大约比我们生活快7倍，但社会由小组为单位向网络化的过渡仍将继续。尽管技术并未改变社会——它只是提供变化的可能——强大的力量却在塑造着互联网：越来越多的宽带使用、全球一致性、可移植性，24×7的可使用率，以及从地区间向人与人间转变的连接，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对社会网络的概念和紧密联合互联网的工具的迫切需求。

[Science，200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