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在21世纪面临着两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全新的，并且在“9.11”事件发生后显得尤为紧迫，那就是：怎样才能保证在生物医学上的巨额投资不仅能提高普通人的健康水平，还要对人们的安全起到保障作用。我母亲——一位经常进行身体锻炼的90岁高龄的律师——曾经费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纳税人把这么多钱交给政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那些人怎么还会不知道炭疽病菌能够从密闭的信封里散逸开来？”确实，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事的发生呢？事实上，我们从没料到恐怖袭击还能通过邮递的方式进行，以前担忧的只是恐怖分子在公共场合释放某种致命的病原体。

很明显，在新形势下，科学也必须调整它的发展方向。最近，我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对医生和学生们说，我们必须设想将来我们遇到的最大威胁会是我们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我们以前总是这样对学生说，“当你听到马蹄声的时候就不要去想斑马。”但现在，恐怕他们必须也把斑马纳入考虑范围了。

过去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一切，戏剧性地说明了我们对任何形式的生物恐怖的最顽强的防御应该落实到各个地区。联邦政府中负责公共卫生研究的部门显然有更多抵抗威胁的资源，但那些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却从来没有为当地居民进行体验。真正的反恐战争应该在各州、各地区的卫生部门、各医院以及家庭医生的办公室中展开。这些医生应该接受有关炭疽病或天花诊断的训练，他们也应该受到当地有关实验室的技术上的帮助——必须有能力为病人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以上的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认识（也是一个老问题了）而构建的研究基础：即我们怎样把科学应用于卫生领域。该项研究是否得到支持又要看公众认为它是否有益，而我们对它投入的资金增长得很快。但根据最乐观的计算，还要多久我们现在的工作才能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日常医疗诊断，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呢？事实上，对于一个身患老年痴呆症或糖尿病或者多发性硬化病的人来说，我们所认为的迅猛进展，永远都算不上快。

我们还要问一句：从研究结果到诊断工具或救命良方的转化，将由谁来完成？我们需要既懂得科学发现、又能理解病人的人——医学或哲学博士，抑或是更普通的护士。但是医师和护士身上的工作压力使他们参与研究从而成为有效转化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有创建性的解决办法包括建立在医学院中的临床医生与研究者结合的模式，以及对医学院内一部分医师被调整为研究人员所造成之损失的补偿方案。我们已经提高了护士接受训练的质量，现在我们必须把如何做出决策也纳入他们的训练范围。

不论这场争论是针对癌症抑或是生物恐怖，都有许多扇门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开启的钥匙。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开启这些门，永远不要让科学超越伦理的界限。科学和技术不是生来就属于道德范畴的；而用道德对它们加以控制则是我们的责任。绝大多数政府赞助的研究还是受到伦理道德的严格制约，但只要有一点疏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要努力达到美国人对于医学研究的高要求，其伦理道德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的原因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在整个医学研究中的病人的安全，那么公众对于开发基因疗法以及其他潜在的救命良方的支持也就很可能会化为乌有。

最后，如果我们的公民能够了解一些基因研究的进展、炭疽和天花病菌的致病机理以及干细胞的应用前景，或接受有关教育，那么他们将为自己的家庭、社区甚至国家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Science，200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