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克里杰（Karen Kreeger）是一位科学散文的自由作家，家住美国费城。

每年，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涌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那么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那儿去的呢？卡伦 · 克里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设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1世纪一开始就可以看作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埃利斯岛——20世纪转折时期到新大陆碰运气者的中转站（译者注：埃利斯岛位于曼哈顿西南纽约湾北部，自1892年至1943年间为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所在地）。仅在2000年一年中就有来自90个国家的2500名研究人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把时间投在了那儿。

这一群体反映出整个国际博士后群体的一种向往。来到NIH的博士后大多是为了学习新技术，获得更好的研究机会，或是与某一位导师共同搞研究。

每一位来到贝塞斯达的人作出选择时根据的都是这些标准的不同组合，加上一些个人方面的考虑。不过，这样的决定也反映了他们本国的条件，例如缺少机遇或资源等。而且，那些条件使得他们的下一个决定——在北美工作市场找到一个立足点还是回国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职位——变得十分关键。

经典之路

杰奎琳 · 伍德（Jacqueline Wood）来到NIH与乔丹 · 格拉夫曼（Jordan Grafman）搭档。

杰奎琳 · 伍德从英国来到NIH，因为她听从了这样一条金玉良言——要选择装备最精良的实验室和适合自己兴趣的导师。伍德说：“我查看了有谁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结果她找到了美国国家神经系统异常和中风研究所的乔丹 · 格拉夫曼。

NIH有条件满足她利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信息在前额皮质的存储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方面的兴趣。她说，在英国要获得一个有权使用这样设备的博士后职位比较困难——尤其是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大量的成像工作和不是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的话。

在三年的NIH博士后之后，伍德必须按签证条款的规定返回英国。她说既有想要回国的理由，也有设法继续留在美国的理由。她提到美国有较多的资助机会，这一点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

她说，还有“在研究和工资方面，这儿对科研女性的`玻璃平顶'（译者注：指隐而不见却妨碍员工升迁的、基于种族或性别原因的歧视或偏见）现象较少。而且我已经结婚了，我得到的印象是在这儿解决`双身问题'要容易得多。”伍德的丈夫彼得 · 布拉斯特德（Peter Brasted）是一位在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博士后。

家庭原因也许会把伍德带回到英国，尽管工作和资金不像在美国那样容易找到。但英国在认知心理学领域有较强的研究基础，因此她认为在该领域的工作岗位和资金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善——但可能不足以把她留在那儿。伍德说：“我肯定要回国，然后出于设施和资金的原因寻找机会再返回美国。”

破釜沉舟

赫米尼亚 · 冈萨雷斯（Herminia Gonzalez）是一位在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西班牙博士后，她有类似的理由想获得NIH博士后。但是，她回国的前景不同，她将在分子疾病分所的布赖恩 · 布鲁尔（Bryan Brewer）和西尔维娅 · 桑塔玛莉娜-佛霍（Silvia Santamarina-Fojo）实验室完成对动物心血管疾病和心脏病发作模型的研究工作之后再回国。

冈萨雷斯明确表示愿意回到西班牙，但她说那是件“难事”。在西班牙不可能有许多永久性的研究职位。在过去，一种可能性是到公立大学教书，做一些兼职的研究工作，但这条路基本上已被堵死。她提到的另一种前途是到公共事业单位工作，但那儿的工作岗位也“非常有限，竞争也很激烈”。

为缓解这一瓶颈问题，西班牙政府去年设立了“拉蒙-卡哈尔”（Ramony Cajal）的五年合同（今年为500份）给予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各个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科研工作者，无论他是否西班牙籍（见《自然》410，1014；2001）。赢得合同者可在大学里已设立的小组或公共研究部门内工作。但即使这些职位也并不保险。冈萨雷斯说：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相比，西班牙私人部门为终身科学家提供的工作前景也好不了多少。

落叶归根

安德里亚 · 巴卡雷利（Andrea Baccarelli），一位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遗传流行病学分所的意大利博士后，对于回家的机会感觉良好。他说：“我的主要目标是回到米兰，因为在来这儿之前我就在那儿工作。”

巴卡雷利已经有医学博士学位，那是他于1995年在意大利佩鲁贾大学获得的。在攻读米兰大学环境和职业病学博士学位之前，他在意大利当过五年流行病科医生。

巴卡雷利在NCI的博士后（之所以这样指派是因为他已经有医学博士学位）是他的博士学位研究工作——评估二恶英对人体的影响——的一部分。巴卡雷利希望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做流行病学方面的工作，因为他在跟踪一个因1976年发生于意大利塞维索的一次工业事故而接触过二恶英的人群。

他转向NCI是因为要在分子流行病学领域与米兰大学的职业、临床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协作。他说：“我感觉到，我正在这儿形成自己的专长，并且在获得更深层的遗传学、毒理学和流行病学知识。我认为，在意大利，我的部门需要这一专长。我将有能力在那儿从事我自己的研究，对此我充满信心。”

何去何从？

德特勒夫 · 福尔霍斯特（Detlef Vullhorst）也许会留在美国。

吸引其他欧洲博士后到美国来的许多原因——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和有兴趣互补的导师——也同样引起德特勒夫 · 福尔霍斯特的兴趣，他现在是一位在美国国家儿童保健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德国博士后。但不同的事业目标可能致使他留下来。

他不打算回国寻找学术地位，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即使德国的资格体系——它要求有博士后论文——被逐步淘汰，取代它的可能也同样令人讨厌（见《自然》415，257-258；2002）。如果他真的回国，他猜想可能会在生物技术领域发展。

但是，在NIH刚刚满两年的福尔霍斯特觉得美国的生物技术环境要比德国的更宜人，虽然德国的生物技术环境也在改善。他说：“就西欧生物技术领域最活跃程度而言，德国现在至少次于英国。”

[Nature，2002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