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主要由基因决定，但没有必要为了让人们对生物工程产生恐惧寻找合理的借口而搬用这一论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应用技术都是生物工程技术，我们之所以发明应用技术，正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人类的弱点和局限，从而使我们的动作更快，体魄更壮，寿命更长，思维更灵敏，生活更幸福。然而，所有的应用技术都围绕它们对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这一主题提出疑问：我们的生活是否因汽车、电视、核动力的出现而真的变得更加美好了吗？这些问题是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又是医学问题，甚至还涉及哲学和精神领域。总的来说，我们看起来对当今的应用技术已感到得心应手，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是，生活在这么一个自己给自己打造的咄咄逼人的科技世界里，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旺盛到了极点？对此总有一些疑惑。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人类技术力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发现人类正处在完成自身进化的边缘，除了直接介入改变基因这一过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这就是弗朗西斯 · 福山在《后期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所论述的几个主要论点之一。该书对一个重要的命题及时提出了缜思的值得讨论的意见，作者主要担心的是，新的生物工程技术可能对人类本性造成破坏的潜在危险。他认为当我们在讨论人类胚胎、人种杂交等这样一些问题时，科学、政治和哲学总是相互交叉。所有这一切有多危险？是否应作些调整或者予以制止？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给我们对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一些主要技术发明作了一个概述。福山在书中写道：“归纳起来，这些发明将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论，因为这将对一向备受推崇的人类平等的观念和道德选择的能力构成挑战；因为这将为各类社会控制其臣民的行为提供新的技术；因为这将改变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因为这将砸碎现存的社会等级体系并对智力、物质和政治进程的速度产生影响；还因为这将对全球政治的本质造成影响。”该书的第二部分完全赞同世上确实存在诸如人类共性的观点并建议这一观点应成为任何关于人权观念的核心。第三部分则对如何最有效地调节生物产业提出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福山花费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利他林和氟西叮，他不无自信地说这些药品的使用已大大超量，许多十来岁的少年因此得了幻想症而不得不给他们服用镇静剂。实际上，这些问题正在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不明白为什么福山提出的是药品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问题呢？其他一些问题同样与遗传技术和生殖技术直接相关。如人工智能以及用神经系统植入术强化人的能力又怎么说呢？信息技术也同样对人类的福祉带来一些严重问题。还有，塑料外科术的推广和类固醇的使用又该怎么办呢？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人的自然状态，福山却没有把这些列入讨论范围，那么，他的选题多少有点随心所欲。

本书最长也是最为精彩的章节是探讨是否存在据说能被技术所破坏的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如果说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塑性，而不具备固有的要素，那么，我们为改变人类自身而所作的一切将不会违反任何固有的自然规则，也不会冒犯来自于人类本性的道德权利。福山是这样来给人类本性下定义的：“人类的本性是人的行为和性格的总和，这是人类所特有的，它来自于遗传的因素而不是环境的因素。”此后，他回到了他所谓的“感情范围”上来并认为这就是他所论述的受到生物工程技术最大威胁的东西：没有所谓“人类的邪恶”，也将不存在“同情、怜悯、勇气、英雄主义、团结一致或者力量这一类的特性”。这些说法提出了一些我认为福山没有充分论述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在哪儿划一条界线，而将对我们有利的和不利的所谓人类的邪恶区分开来呢？毫无疑问，药品是用来减轻人的痛苦的，可是，因为担心人会变得更为浅薄而限制这样的努力，则是荒唐愚蠢的。难道我们会否决医治秃顶的方案，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头发稀少是性格所致？那么，对于那些也可能表现出感人的人类美德但却患有严重遗传缺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其次，福山的人性理论在我看来有两个缺陷。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类的特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的尊严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没有任何理由去剥夺其他生物也具备基于人权之上的人类特性。很显然，人类特性的不少方面也是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比如痛感、亲情和需要吃喝等等。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缺乏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任何特征，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刻意挨个地把它们罗列出来。不过，我认为把人类本性仅仅看成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错误的，人性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环境的不断影响。人类的共性既是人类共有的遗传产物，也是人类赖以生长的自然界的一个产物。

第三，目前根本无法肯定我们为了评估即将诞生的新技术是否必须对现存的人类固有的共性这一问题表明态度。让我们暂且假设如果人类不具备上述共性，那我们仍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即一项创新是否对我们有利。我赞同福山关于人性主要由基因决定的论点，但是，我看没有必要为了让人们对生物工程技术产生恐惧寻找合理的借口而搬用这一论点。我们需要的是关于什么是人类生活中最宝贵的一整套观点，这才是应该受到保护的，而不是哪些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养成的这样一个理论。本性与环境养成之争实质上转移了我们对主要话题的关注。在此，我认为福山有一个观点倒是对的，他强调说，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兴旺的观点指导着我们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依赖所谓的法令，这样的法令总是夸大选择自由的好处。实际上，在确定执行何种政策时，除了指明什么会使我们人类得以兴旺以外是别无选择的。不受实际观念约束而使生命具有真实价值的所谓自由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选择。在此，我们需要求助于我们的哲学家，正如福山坚持的那样，功利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的鱼龙混珠不足以成为评估新技术的准绳。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规范的机构去调控生物工程技术呢？福山貌似有理地进言说，这不能让科学家和实业家来作决定，因为他们本身都倾全力关注他们所发明的技术，我们需要的是由政府机构去监督这一行业。他还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而不能等到满街都充斥着人类的变体和超人后才怀疑走错路的时候再去考虑。《后期人类的未来》开始用一种哲学家和政治家的眼光来研究这些问题了，然而，我们毕竟在这里探讨的只不过是人类的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