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走进诺贝尔奖工厂

发布时间：02年11月29日

编译吕吉尔

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又一次赢得了最高奖励。史蒂夫 · 康纳尔（Steve Connor）对这家以其特别鼓舞人心的氛围为世界打造出无与伦比的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机构进行了造访。

从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的外部看，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座不起眼的砖瓦房里面就是——就获得诺贝尔奖而言——英国最成功的研究中心，如果算不上世界上最成功的话。

这是座典型的60年代新粗野派建筑，又有极不协调的21世纪添加物，突兀在前廓上，活像一只装腔作势的螃蟹爬在拱柱上。造访者和近旁阿登布鲁克医院的病人走过LMB而未觉察到这座极其普通的实验室现在可以宣称至少拥有13个诺贝尔奖，包括上星期由其前研究人员悉尼 · 布雷内（Sydney Brenner）、约翰 · 萨尔斯顿（John Sulston）爵士和罗伯特 · 霍维茨（Robert Horvitz）3人获得的200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典型的科学装备散乱地置放在LMB的过道里。冷藏箱、器皿柜、离心机等现代研究单位用的“白色货物”沿墙垛放着，以利用每一寸空间。既拥挤又杂乱的实验室与各个过道相通，这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学里你料想会看到的情形毫无两样。走进这些科学作坊，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实验室——在英国所有实验室当中——在赢得科学界最梦寐以求的奖项方面会是如此的出类拔萃。

只有当你与科学家本人交谈的时候，某些特别的东西才开始显现出来。他们谈到不必忍受他们的大学同事所遭受的那种官僚主义；实验室内部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感觉；以及给予他们的那种追求发现之梦想的自由度。最重要的是，他们谈到“LMB文化”——某种似乎人人都察觉得到，但却没有几个人能精确定义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种文化培育了或许是最成功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作业方式。有人已经把这个地方喻为诺贝尔奖工厂，几乎是在按顺序大量生产举世无双的种种发现。但阿伦 · 克卢格（Aaron Klug）爵士——LMB的前任主任之一，其本人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赞同这种比方。他说：“在工厂里，人们知道自己打算制造什么。在这儿，我们培植能够生长和成熟的东西。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有任何单独一种要素代表LMB文化的话，那么它就是给予科学家们研究问题的时间。据说，弗雷德 · 桑格（Fred Sanger）——为数不多的赢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经历了一段持续几年的休闲期之后才再次偶然找到了丰富矿脉。同样地，要是约翰 · 沃克（John Walker）——他因对细胞能量分子的研究而赢得诺贝尔奖——必须依赖短期赠款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从一开始，那些LMB创建者的精神特质就是给予科学家们以时间和自由——换言之，给以经费——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不同，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吉姆 · 沃森（Jim Watson）——该实验室的两位最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来没有在他们发现DNA双螺旋的酝酿阶段被要求填写什么工作进度表或责任书。

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创始人爱德华 · 梅兰比爵士

该实验室的创立源自爱德华 · 梅兰比（Edward Mellanby）爵士——当时为令人敬畏的医学研究理事会会长——与想要一个新的单位来研究生物分子结构的物理学家劳伦斯 · 布位格（Lawrence Bragg）爵士于1947年在伦敦俱乐部的一次会面。在他们共进午餐的时候，梅兰比同意留出款项来资助一个约翰 · 肯德鲁（John Kendrew）和马克斯 · 佩鲁茨（Max Perutz）为创始成员的实验室。这两人后来因他们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而共同赢得了诺贝尔奖。

佩鲁茨——今年去世了——把他的品格烙在了新的研究中心。他在1996年写道：“经验使我懂得，实验室常常由于那儿的科学家们从不互相交谈而失败。

他建立了一个由他妻子吉塞拉（Gisela）经营的实验室食堂，以此来激励科学家之间的点子交换。他坚持认为，设备应该共享，而不是像私有财产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当新的建筑项目资金短缺的时候，他甚至提出门上不要装锁，这样可以省钱，还可表示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现任LMB主任理查德 · 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继承了佩鲁茨的传统。实验室的预算直接来自医学研究理事会（那就是为什么LMB的正式名称是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原因），而且经费是集中管理的。这意味着，实验室的设备、储备、供给以及服务均由所有的科学家共享。亨德森说：“我亦希望大家共享任何一位个人的成功。”

在实验室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实验室被分成5个部门，并进一步分成由3~5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每组由一名组长负责。有时候，这些小组的规模可以比较大，但从不大到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有10名、20名甚至30名科学家在一起攻一个项目。实验室副主任休 · 佩勒姆（Hugh Pelham）指出，小规模的研究组是使LMB变得特别的另一个因素。他说：“组大的麻烦是易于形成组哲学或组心理，它意味着人们沿着一条线思维，而不考虑其他的选择。然而在这个地方，我们设法拥有许多会向你挑战的人。但那不是竞争，而是论争。”

然而，对需要取得成功这一点却有着普遍的认识。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要抢先发表。艾伦爵士说：“科学研究的艺术是选择有趣和重要的问题，而不是那些十分困难、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解决的问题。”尽管LMB有它尊贵的地位和独一无二的传统，但它也免不了要受到那些想要知道他们资助的科学研究将会对医学和社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政治家和会计师们的探查。“他们会问我们在检验什么样的假设。实际上，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在检验任何假设——我们只是在探索。现在，有了会计责任的压力。从实践上说，你不得不告诉他们你打算发现什么。”

今天，LMB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压力去取得重大的成就。艾伦爵士指出，这只有在其独一无二的传统受到尊重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允许实验室以长期以来得到支持的精神继续下去，那么我认为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得以做出。”

约翰 · 萨尔斯顿（John Sulston）获2002年医学或生理学奖，英国人。因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节而获奖。

罗伯特 · 霍维茨（Robert Horvitz）获2002年医学或生理学奖，美国人。因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节而获奖。

悉尼 · 布雷内（Sydney Brenner）获2002年医学或生理学奖，南非裔。因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遗传调节而获奖。

约翰 · 沃克（John Walker）获1997年化学奖，英国人。因阐明“作为三磷酸腺苷的合成基础的酶机制”而获奖。

弗雷德 · 桑格（Fred Sanger）获1958年与1980年化学奖，英国人。因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工作而第一次获奖，后因核酸的碱基序列而共同获奖。

乔治 · 柯勒（Georges Köhler）获1984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德国人。因对免疫系统理论的研究并研究出单克隆抗体而共同获奖。

吉姆 · 沃森（Jim Watson）获196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人。因共同发现核酸分子结构而获奖。

西泽 · 米尔斯坦（Cesar Milstein）获1984年生理学或医学奖，阿根廷裔。因对免疫系统理论的研究和研究出单克隆抗体而共同获奖。

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获196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英国人。因共同发现有关核酸的分子结构而获奖。

约翰 · 肯德鲁（John Kendrew）获1962年化学奖，英国人。因对球状蛋白结构的研究而与马克斯 · 佩鲁茨共同获奖。

马克斯 · 佩鲁茨（Max Perutz）获1962年化学奖，奥地利裔。因对球状蛋白结构的研究而与约翰 · 肯德鲁共同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