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企业家是有的。......但像我这样的意外企业家却是时运所造就，或者说是“逼上梁山”。

白手起家

与许多其他最终创办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样，我没有因成为企业家而离开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我没受过工商方面的培训；大学二年级之后，我就没学过化学、数学和物理学以外的任何课程。我干上企业家这一行纯属偶然。

而且这与早先的预测也背道而驰。当我于1954年从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到几家公司面试求职，其中一家是道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该公司对在加利福尼亚建一个研究工作实验室感兴趣，他们认为我也许是可以派到密执安州米德兰市总部培训后回到这儿担任某种管理角色的人选。因此他们把我送到一名心理学家那儿，看看这样做的合适程度如何。那位心理学家说我在技术上行，但搞管理不行。道氏公司最终真的给了我一份在米德兰的工作，但打道回加州却不再是决定的一部分。

我最终没去米德兰工作，而是去了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在那儿我可以继续做与我此前所做的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但我发现自己在计算我们所发表论文中每个词的成本，并在怀疑纳税人为每个词支付5美元是否值得。就在我开始为纳税人担忧的时候，我所在工作的小组由于种种原因散伙了。因此我决定寻找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做，同时也看看是否还能让自己重返加利福尼亚。

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约见了我，并给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肯定自己不想承担爆炸原子弹的恐惧，因此我拒绝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接到威廉 · 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打来的电话，他从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拒聘人员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现在，肖克利这个名字与加州理工学院联系在一起。他于1932年在这儿获得理学士之后就开始着手发明晶体管。他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想要在西海岸地区开办一家半导体公司（这儿与加州理工学院有诸多联系——具体经营由阿诺德 · 贝克曼（Arnold Beckman）提供资金），打算生产便宜的硅晶体管。肖克利知道，在半导体行业中，化学家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贝尔实验室里有化学家，他们做着有益的工作。而我是搞化学的，因此肖克利就逮住了我。虽然尚未成为企业家，我还是决定加盟这一经营活动。

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雇员在1956年他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向他敬酒。其中有八位员工于次年自动离职成立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

我是第18位雇员。这是一家新办企业。除了肖克利以外，我们全都是年轻的科学家，年龄不到30岁。我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幸好，肖克利也是如此。他曾在贝尔实验室管理过一个研究小组，但这是一家企业，而不是一个研究小组，而他没有管理公司的实际经验。我想也许我应该怀疑为什么与他在贝尔实验室共事过的人没有一位加盟这一新的商业冒险，但我当时甚至连想都没去想过。

肖克利有着非凡的自然直觉。我的一个同事曾声称肖克利能看到电子。比方说，他对正在硅晶体里面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感觉，他在激励人方面也有一些奇特的思想。例如，公司里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博士生产线的东西。有一天，他对我们一群人说：“我不敢肯定你们是否适合干这一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你们将要迈出这一步，建立一条生产线并让它运转起来。你们知道，你们得去具体实施，而不是指手画脚。”这件事不是特别成功，因为这组人过于死板地设法运行生产线来制造一个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的产品。

他还搞了一个秘密项目。我们这些无关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内容，虽然肖克利还是让我们知道它可能跟发明晶体管一样重要。在如此小的一个企业家团体里，划分自己人和外人就会产生分歧，使大家保持团结协作变得困难。他的激励技能的另一个例证是，有一天，肖克利问我们一群人是否愿意做点什么来使工作更有趣味。想发表论文吗？为给他的提问来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回答说“想"。那天晚上他就回了家，并写出了对半导体所带来的影响的看法。第二天他说：“好吧，请你们充实内容，签上你们的大名，拿去发表吧。”最后，当我们在公司里遇到一个小问题，而肖克利决定对全体员工进行测谎试验，以便弄清楚谁该对问题负责的时候，就民意而言，预示结果的征兆就开始了。

后来，他改变了初衷，把制造便宜硅晶体管改为制造不起眼的四层二极管。我们对它倍加关注，因为我们中有些人不完全理解四层二极管的用武之地在哪里。有一天，当阿诺德 · 贝克曼过来对我们这群人谈话的时候，肖克利出乎意料地讲了一些关门的话，表明如果贝克曼对那儿正在发生着的事没有热情的话，他会带着他的职员到别处谋职。因此，鉴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断定我们必须围绕肖克利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组人与贝克曼接触并不得不连续请他吃饭，以设法为肖克利安排一个位置，以便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技术领悟而非管理哲学的益处。当时我们考虑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职位。在那之前，他已经获得过诺贝尔奖，而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获得教授职位。

我们没意识到的是，要想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撤在一边是非常困难的。贝克曼决定（因为他在别处得到忠告）他确实不能对肖克利这样做。我们实际上被告知是肖克利在负责，如果我们不喜欢那样的话，也许应该考虑另起炉灶。我们感觉到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明摆着必须走人，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另谋出路（肖克利的公司继续支撑了几年，后被克利维特公司吞并，最终消亡）。

创办费尔柴尔德公司

我们八个人每人投入500美元启动资金。.....费尔柴尔德提供130万美元使我们运转起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

费尔柴尔德八人组合（又叫肖克利八人组合）1959年在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左起：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谢尔登·罗伯茨（Sheldon Roberts），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鲍勃·诺伊斯（Bob Noyce），维克托·格利尼奇（Victor Crinich），朱利叶斯·布兰克（Julius Blank），吉恩·霍米（Jean Hoemi），杰伊·拉斯特（Jay Last）。

而这就是我最终成为企业家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的朋友在纽约一家投资银行海顿斯通银行工作。他写信给那位朋友，说我们这儿有个八人小组，非常喜欢在一起工作，但我们打算离开目前的工作岗位，问他是否会有哪家公司愿意集体雇用我们。那位投资银行人士说：“等一下。”然后就派了他的——位合伙人巴德*科伊尔（Bud Coyle）和一位名叫阿瑟 · 罗克（Arthur Rock）的年轻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从纽约来与我们商谈。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无需找公司来雇用你们，应该创办自己的公司。”这话听起来不赖。那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留在原地。那时我们都已经买了房子（当时在加利福尼亚是买得起的），我们不必搬家。事情就显得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就说：“行；很好；就这么办。”然后他们表示愿意为我们寻找资金支持。

因此我们坐下来研究《华尔街日报》，逐个查阅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登记表，以便确定哪些公司我们认为可能对支持半导体企业感兴趣。我们确定了30多家公司，由阿瑟和巴德出去跟他们每一家进行接洽。他们全都拒绝了，甚至连谈都不跟我们谈。后来，一次相当偶然的机会，阿瑟和巴德遇见了谢尔曼 · 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他把阿瑟和巴德介绍给费尔柴尔德照相机器材公司的董事长，那位董事长愿意冒一次风险支持我们这家新公司。

我们八个人每人投入5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那点钱在现在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1957年时可是一个月的薪水。费尔柴尔德提供约130万美元使我们运转起来，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企业家，但我们边干边学会了一些东西。我们从肖克利的经验中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管理公司，因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雇一位我们自己的经理。当做广告征聘这样的总经理时，看到的是全国的每一位推销员都深信自己能够管理公司。但淹没在来自推销员的所有回复中有一份是来自休斯半导体企业的工程经理埃德 · 鲍德温（Ed Baldwin）。休斯公司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

鲍德温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因此我们确定他就是要引进来为我们管理公司的合适人选。我们雇用了他，而他教给我们各种以前未学过的东西——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在任何一家成功的制造公司工作过。他告诉我们不同部门应该承担不同的职责；例如，必须建立独立于开发实验室的制造部门。必须策划并详细制订制造工艺，这与在实验室里让什么东西动一下截然不同。他甚至告诉我们应该聘用一名营销经理，我们也这样做了。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工艺研发和试生产工程以及第一批产品出炉了；我们有了一本厚厚的工艺说明书，详细记录了所有的做法；我们有了感兴趣的顾客。后来有一天，我们上班时发现鲍德温以及他建议我们雇用的一批人打算离开我们到另一处去创建一家与我们竞争的半导体公司。这是我们在硅谷经历的第一次分道扬镳。

经营费尔柴尔德公司

我们的第一只晶体管采用了两道掩模，而那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进展。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完全理解过这一点。鲍德温可以跟我们——样参股；但他从未投入他的500美元，因此他从未得到过股份。他不把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看作是他的公司，而由于他想要有自己的公司，因此离开了我们（他和他的那些人还带走了“秘籍”；最后，他们不得不把工艺说明书还给我们）。在首次感受到震惊和背叛之后，我们坐下来讨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再聘用一位经理来管理公司？我们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由我们当中的某一位来担此重任。

因此鲍勃 · 诺伊斯（Bob Noyce）——他是我们当中半导体行业经验最丰富的人——就成了总经理。我则升任他以前的职位，当上了研究和开发部主任。

除了鲍德温顺手牵羊带走的以外，当时我们还有几个点子。其中之一是一种叫做平面型晶体管的东西，是由肖克利招收的一位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吉恩 · 赫尔尼（Jean Hoerni）想出来的。事实上，是我跟肖克利一起去帕萨迪纳招收了他。吉恩是位理论家，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建设最早的设施——如沏炉子之类的活儿帮不上什么忙。他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纸上涂鸦，结果他想到这个点子，造一个二氧化硅层留在接点上面的晶体管。硅接点来到硅表面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我们曾让它暴露在外却不得不花九牛二虎之力保持它的清洁。赫尔尼说：“为什么不让氧化物留在那上面？”来自贝尔实验室的传统智慧是，到了你完成的时候，氧化物已经脏得使你想要除去它。没有人曾试图把氟化物留在上面。我们也不可能尝试它，因为它要求做四道掩模，每一道掩模相对于下——道掩模标志着非常高的精度——当时尚不存在这种技术。我们的第一只晶体管采用了两道掩模，而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

因此我们直到开业一年半之后才能够尝试吉恩的点子。当我们最终开始考虑尝试它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点子；它解决了此前所有的表面问题。然后我们想知道用这种平面工艺还能做点什么别的。鲍勃 · 诺伊斯拿出两个关键的发明，造出了实用的集成电路：通过把氧化物留在表面，一者由于金属在其装置的顶面形成薄膜而可以内联；一者可以把一个个晶体管分隔开来的结构置于硅晶体的内部。

诺伊斯和曾在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工作过的基尔比（Kilby）常被看作是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人。事实上，他们做了完全不同的工作。基尔比通过蚀刻出长长的、薄薄的半导体结构并全部用细金属丝连接做出了一个实验室模型，即一个由晶体管和电阻器构成的小电路。它确实不是实用的生产工艺。鲍勃做的则是采纳了集成电路的点子——平面工艺——并提出了一种制造实用装置的方法。

取得初步成功确切地说，许多公司从费尔柴尔德的经验中脱颖而出。不仅这种工艺出自费尔柴尔德，而且费尔柴尔德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成功企业家的例子——即“人能我亦能”症候群。

结果证明世人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新装置，这带来一些管理方面的挑战。我们不清楚机会有多大，我们仍然只是实验室里的——帮子。对人们真的要买我们的产品感到有点儿惊讶。当时没考虑扩大规模，但赫尔尼又一次早早地作出了贡献，设计出了我们厂房的布局，并考虑到给扩充空间留有足够的余地——这里加一座炉子，那里增添些氮气瓶。但我们对自己的发现会带来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这时我们已经研制和设计出最早的集成电路，即最早的逻辑电路家族——非常简单的装置，有单门和触发器——并将它们投入了生产。我记得把实验室里的资深人员召集到一起说：“OK，我们已经做出了集成电路。接下去该做什么？”于是就开始搜索能找到的所有物理效应，看看我们能发明些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我们已经翻开了将要成为800亿美元业务的第一页。

由于无知，我们把自己的利润送回到在东海岸的总公司，而没有要求将利润再投资于更快速地扩展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即使当时尝试了，我们是否就能获得更迅速的扩展，这一点现在也不清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管理队伍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我们都在进行在职进修。我们在开采极为丰富的技术矿藏，但我们这家“开矿”公司规模太小，无力应付所发生的情况。最终结果是我所谓的“硅谷效应”：产生的每一个新点子至少创造——家新公司。确切地说，许多公司源自费尔柴尔德的经验。不仅工艺源自费尔柴尔德，而且作为鼓舞人心的成功企业家的例子——即“人能我亦能”症候群。

在我们边干边学的同时，费尔柴尔德公司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已经壮大成为拥有大约1.5亿美元资产、30，000名雇员的企业。到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它已是一家相当重要的公司。随后，情况开始恶化——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由一家东海岸公司控制的缘故，西海岸的尾巴无法有效地对东海岸的龙头遥相呼应。费尔柴尔德公司逐渐暴露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事实上，董事会在半年内解雇了两名执行总裁，公司则由一个三人委员会作为董事会在运行。显而易见，公司的方向在发生变化。但诺伊斯（他是顺理成章可以成为总公司——即费尔柴尔德照相机公司——执行总裁的内部人选）看到自己可能上不了这一职位，因此就决定离去。我感觉到新的管理层很可能会明显改变公司的性质。我决定最好在发生改变之前而不是之后离开。这样我们两人就开始着手另辟蹊径。我们确实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犯了大量的错误——错失了不少机会。

摩尔（左）和诺伊斯于70年代早期在英特尔公司。创办一家公司绝非易事'当鲍勃和我开始到处寻找商机的时候，半导体工业已经到了拥有大型低成本装配车间在竞争上至关重要的关头。但技术已能使我们制造出比我们所能定义的更复杂的集成电路板。如果你确定了一个复杂电路的功能，那么它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它也许只在每一台计算机里使用一次，因此单位容量不容许你分期偿还设计费用。最终结果是，即使在工艺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相对简单的电路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我们认为我们在半导体存储器中看到了一个制造复杂性几乎不受限制、可用于所有数字系统的产品的机会，而那将扭转局面，从低成本装配返回到精巧地对硅进行加工处理。我们就在这个点子基础上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当时是风险资本处于最高峰的时期。诺伊斯打电话给阿瑟 · 罗克说：“我们要创建一家新公司，你愿意帮我们筹款吗？”阿瑟回答当然愿意。我们只写了一张纸面的商业计划——简要说明了我们打算跟硅打交道并制造有意思的产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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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摩尔（Gordo Moor） 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董事长。本文根据他于1994年3月在加州理工学院戈登和贝蒂·摩尔（Betty Moore）工程实验室（用摩尔氏夫妇出资的1, 680 万美元兴建）莫基仪式上的讲演改编。最近一次修改于200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