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亚洲是继日本率先开展技术预见活动后的首批追随者之一，他们既参照了日本早期的做法，又有自己的创新，并在开展技术预见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致力于提升国家科技及经济竞争力的理念——

在30余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是低工资高质量工人、高储蓄率和国内产业的保护。韩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韩国如果继续依靠这些比较优势将很难再奏效，因为它的闲置资源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再则，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高涨，经济开放度日趋增大，这就使得在原先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很多行之有效的策略失去了它原有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向知识经济成功过渡，为了贏得竞争优势，韩国也应该寻找其他资源，特别是科技与知识的创新活动，也就是需要大力发展基于创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而这种创新战略的基础就是技术预见。

韩国技术预见工作的发展

韩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事技术预见活动，他们把这一任务纳人到研究与开发管理的范围，且完全由政府机构负责——由韩国科技研究院（KIST）所属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研究小组主持。

第一次技术预见

韩国卓有成效地开展大规模的技术预见活动，是由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在1991年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提出来的。1992年，STEPI配合科技部修正了1962年的技术发展推进行动计划，增加了一个每五年制定一个长期技术预见的条款，正式制订出“高度先进国家计划”（HAN项目）。STEPI于1993年第一次执行了这样的预见计划，并运用了“德尔菲法"。开展HAN项目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增加科学技术能力来增强韩国本土的产业竞争力。HAN项目启动三年后的绩效评估表明：HAN项目的实施是很成功的，它可以成为制订科技政策和激发全国研发积极性的有效模式。HAN项目的基本经验是对优先设定的不同利益团体和资源配置的具体行动的强化。这种框架现在看来似乎是专门针对于重大政策的制定而使用的。科技部在1997年提交的从根本，上提升韩国科技能力的科技特别法获得通过，该法条款中就认可了这样的研究模式。

第二次技术预见

第二次技术预见是在1998年启动的。这次技术预见的目标是阐明下一个25年科技政策和科技战略发展计划。他们对15个技术领域制订了预计从2000~2025年长达25年的长期跟踪观察计划。其目的是要在1994年最先确定的未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为政府确定政策目标，并通过对比当前韩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比较优势，建立科技发展战略的基础数据。

基于这次调查结果，国家科技政策制定者将能够有效地在国家事务中分配资源，井建立起国家研究与开发项目执行情况的评定标准。这次调查的结果标志国家改革体系在知识经济到来前的一个新的革新循环的开始。

韩国技术预见所取得绩效与存在的问题

主要绩效

1996年，韩国政府对第一期的HAN项目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的关键是这些工程是否达到了最初预期的目标。结论是“第一期的HAN项目非常成功"，共提交了2500个专利申请和发表了4000余篇学术论文，大大提升了韩国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在这评估结论中，他们决定将平面显示技术、生物医药工程、微机械技术和微机械工程等新生产技术和新基础技术加人到第二期HAN项目。

与1994年第一次基于20年的调查相比，第二次技术预见调查的显著特色是：首先是基于25年的预见结果可与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和法国做比较；其次是在第二次调查中选取的项目数共有1155个，比第一次调查的1174个项目数要低一些，反映出这一次技术预见的聚焦度要比第一次高；第三，对于研究与开发领域以及预期目标和未来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反映每个领域科技水平的若干要素作了2×2模式的矩阵分析；第四，反馈问卷的科学家估计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将比相同或相似主题领域的第一次调查需要多5~6年的时间。尽管这里显示了科学家们比在1994年的预想更乐观一些，但也说明经过经济危机和对科技资源与其他资源的重组，科学家们对科技发展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另外，反馈问卷的科学家们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与1994年相比，技术候选项目的设置不再那么突出，而是更注重于基础科学的发展，这意味着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韩国已经在科技创新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第五，近期的调查提供了将影响未来世界的关键技术的蓝图。

问题与不足

韩国的技术预见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是：第一，科技体制过于分散，除了统管科技工作的科技部外，还有7个部也承担与各单位业务有关的研究与开发任务，各自都设立了自己的研究与开发的管理机构，独立地开展着技术预见工作。如在贸易、工业与能源部的支持下，韩国工业技术研究所（KITECH）下属的工业技术政策研究中心（ITEP）定期进行技术预见调研，他们侧重于短期预测，一般不到5年，主要限于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技术，包括通用技术、核心工业技术、进口替代技术、高附加值技术和有利于环保的技术等。在信息与通信部的电子与电信研究所（ETRI）的支持下，信息技术评估研究机构（IITA）则负责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预测，并侧重于研究这一技术领域预见工作的标准方法。随着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各部都设法加强研究与开发活动。

作为科技总管的科技部在协调各部科技政策与研发的任务方面已经变得力不从心了，而且它的科技资源也不断被转让，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技术预见最后阶段涉及到课题与资金分配时，各部都要突出自己，互相争抢，结果往往造成课题重复和资源浪费。产生这种弊端的主要原因是韩国科技虽然发展很快，但国家创新体制根基不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科技管理机制。

第二，技术预见方法过于单一。韩国第一次“德尔菲问卷调查”侧重于收集各个课题的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预见的规划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由于任务不同，各部门科技战略的制订程序各异，他们的预测方法也应是多种多样的，但目前韩国除了“德尔菲法”外，很少运用其他技术预见的手段。

第三，技术预见尚未普及。由于韩国技术预见工作历史较短，预测远未普及。总的来看，官方机构多于私营部门。由于预测工作成本高，又缺少专家，在一些较小的单位难以推广。

韩国技术预见活动对我们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政府调整了科技政策的指导方针，由“自下而上”调整为“自上而下”。过去运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是不利于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韩国在过去的全国研发计划中普遍运用试错法，现在，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利用非盈利性组织设定长期的全国目标，这比追踪研究与开发战略更为有效。新发起的全国研发计划是全国级项目，要求设定优先次序，并利用技术预见方法来选择战略性开发的关键技术。

其次，在科技发展进程中，知识的生产和转让是双向的，这影响到参与者的价值标准，但技术预见的参加者在按照预见程序产生知识时，不同的参与者对于未来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图像。因此，尽可能多的包，容代表社会经济系统所有要素的参加者对技术预见目标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在许多情况下全国目标来自于经济推动，全国项目的科技程序应该更全面地考虑经济方面。因此，社会科学家的地位不应被低估。

再则，在承诺阶段，研究与开发的控制和评估是非常严格的。在这一阶段，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然而，控制和评估系统的开发应该早些排除正在进行的项目。因为对于被选技术发展成功的可能性，研究人员自己能作出更好的评估。另外，在技术预见工作中，还要更多地强调教育研究者保持研发活动的计划日程。

总之，首要的问题是要把科技政策的制定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它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不同的社会结构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工具和程序。因此，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强调不同层次决策制定的具体过程，采用这种方式将会使科技政策更为有效。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