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力星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是75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因为有海外关系，成份不好，无法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为了能争取继续求学，主动要求分配去技校读书。最后到了金山的石油化工技校学习。当时金山石油化工厂刚刚开始发展，条件很艰苦，我们都居住在海边的草棚里，同去的人都有一种“脚踏沙滩，头顶蓝天”的感觉。在1979年8月，我只身一人赴美求学，从此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一去就是二十多年。现在，当我回想起过去二十几年我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做出回国创业的选择，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求学创业的艰辛。

赴美求学

我姨父是世界著名的机械制造业、精密加工技术方面的科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聘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海外院士，可以说为后来台湾的精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立下过功劳。姨父在他执教的三十多年中，前后培养了近100个博士生，而且这些博士生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国名校的尖子生。

1976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借着这个契机，阿姨一家成为最早访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之一。当时的我在上技校，没有机会考大学（当时国家规定在校学生不能报考大学），阿姨到我家里来，看到我们都没有好好读书就问道：“怎么不读书，都像你们这样，将来国家怎么办？”在1978年，阿姨决定资助我去美国深造。当时我去美国是念大学本科，没有奖学金，学费完全靠阿姨的资助。1979年8月14日，我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旅程。说真的，我觉得自己和其他留学生比起来要幸运的多。因为有阿姨和姨夫的帮助，他们只要我认真读书，无需担心学费。于是，从大一到大三，我都没有为学费而真正地打过工。但是，让阿姨帮我付学费，实在是过意不去，便时常到阿姨家帮忙做点家务事。出国以前我连饭也不会做，在阿姨家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学会了做饭、烧菜等一些家务活。

为了报答阿姨全家的帮助，我拼命读书。美国的学生一般只要修12个学分，而我却修18个。外国学生的学费要比本地学生贵出许多。为了能减轻阿姨的负担，除了暑期继续修课及零星打工外，从大四起我开始边打工边上学。

我一周打工大约30小时，每天不是学习就是打工，连睡觉也显得浪费时间。那时，我每天只睡3到4小时，困了就在朋友、同学的寝室打一会儿盹，有时课间在学生食堂里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就是这样，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所有学费都由我自己支付，可以说是我真正自立的一年。

贝尔生活的开始

1985年底，我大学毕业，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像我们这样只有外国学生身份的毕业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只能继续学业。那时，我收到了波斯顿大学的入学通知，但学费贵得可怕，为了节省学费开支，我决定去纽约市立大学读研究生。

当1988年研究生毕业时，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转好，各大公司都开始争抢人才，贝尔实验室当然也不例外。

贝尔的一位副总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是在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他认为，虽然该校并非名校，学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但是他们都很优秀，而且非常勤奋。于是，在他的建议下，贝尔实验室几乎每年都到纽约市立大学挑选最好的学生去工作。

当年我在该校的毕业生中成绩名列前茅。由于我的毕业设计项目完成得非常出色，教授竭力推荐了我，于是，我顺利地进入了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担任副研究员。

其实，当时录用我的有两家“贝尔”：一是AT & T（现朗讯）贝尔实验室，二是1984年从贝尔分出去的贝尔通讯研究所，人称“小贝尔”。贝尔通讯研究所首先向我发出offer，而且工资待遇比贝尔实验室还高，可是，考虑到贝尔实验室的知名度，以及自己的发展前途，我最后选择了到贝尔实验室工作。

贝尔十分重视研发，1988年我进贝尔的当年，就参与了世界上第一商用ATM交换机的研发工作。1997年，在团队的合作努力下，我们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新一代、具有最高服务质量的IP交换机，从技术上讲，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凭借着这个产品，我们的团队荣获了1998年贝尔实验室总裁金奖。

创办“两会”

记得我刚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时，4万多人的大学里只有5位来自大陆的学生，其中还包括了3位转道新加坡和香港来的。到1994年，已经有许多大陆的学生来美国留学了。那些早期赴美的学生中，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成就，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并且十分想为同胞、为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1992年我们在美国东部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人（主要是大陆人）的专业人士团体——“旅美科技协会”。协会刚创办时有50位发起人，在9月份举行成立大会时来了几百人，到了92年年底，会员已达1000人。旅美科技协会是第一个在美国由大陆华人创办的协会，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同类组织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199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有成果，金融和高科技领域都相对开放。如何使高科技和金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怎样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难点。出于在这方面为祖国做些促进工作的想法，我和其他一些旅美学者在美国又创立了“美中创新科技促进会”。

也许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百人会”，它是旅美知名人士的组织，其会的成员都是早期去美国的，新会员必须是在美国的杰出人士，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且只能靠推荐入会，入会很难。而且，由于他们对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了解有限，从百人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来说，似乎离它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与之不同的是，美中创新科技促进会有针对性，它旨在促进中国的高科技和金融的共同发展。

第二次创业

2001～2002年的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同时，朗讯的上层管理也出现了问题。当时中国的市场是投资的众矢之的，是一方热土。但朗讯对市场的估计有失偏颇，还是把发展重心放在北美市场。这使我对自己服务了十三年的公司产生了一定的想法。由于朗讯内部的种种原因，以及我自己想用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来发展一份自己的事业，我在2001年的9月向贝尔实验室提交了辞职报告。

当得知我要辞职的消息时，公司的管理层多次挽留，希望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但最后我还是辞了职。现在，虽然我离开了贝尔，但我与以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上级还经常联络，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说实在的，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贝尔，离开待遇优厚的工作，我还是心存顾虑的。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富裕安定，为什么还要回国，一切从零开始；而回国后，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为什么还要吃这份苦、承担这份风险？可是，对自己事业的向往，以及为祖国发展尽一份力的理想，使我毅然做出了这一艰难的选择。

虽然现在我在上海的公司只有8个人，但是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技术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地了解到全球信息。我分析，目前通讯市场滑坡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旧一代产品不能满足市场多变的需求。将来人们需要的是新颖的、适合市场的多变的综合性产品。我希望我的公司在不久的将来能成功地开发出这种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也能带给中国同行一个新概念，就是用搭积木的方式把各种技术拼在一起，生产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新产品。

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公司，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资金和人才难求。在国外，融资不易，外国公司觉得中国市场离自己太遥远，看不见摸不着，不可靠；国内融资数额又太小，不够发展需要。人才方面，国内特别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小公司，而一般的人才公司又不需要……

这一切的一切，都向我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资金少、条件差的情况下如何研制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现在，我正在不断尝试用新的方法运作项目和管理公司，在中国亲身体验、汲取经验……

幸福生活

记得在我刚进大学时，赴美留学生中女生很少，4万人的大学里只有2名来自大陆的女性。大一时，美国女生进名校很多是为了找名校的男朋友，到了大三、大四，由于课程越来越难，女生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少，就更显“珍贵”了。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但它仍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

我太太也是由她的亲戚资助自费去的美国，和我是在同一大学的两个校区读书。大三下半学期，她转到我所在的总校，攻读金融专业。到了大四时重新分系，攻读商业管理。一次，她修的课程需要做一个计算机项目，碰到了问题，我作为计算机系的学生，便“自觉”地去帮忙。我们就这样在计算机系的机房内相识、相爱了。

1985年我们同届毕业，第二年就结了婚。朋友们还半开玩笑说，你们的爱情介绍人是一台计算机。我们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连结婚照也没有拍，只在纽约花了25美元登记了一下。结婚当天我甚至还参加了期中考试。婚后半年，才请她的亲戚来美国东部吃了顿晚饭，然后又回到我阿姨在美国中部的家开了一个家庭式的派对就完事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为未拍结婚照而觉得有愧于我太太。

由于工作太忙，婚后我们只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家在新泽西，太太却在纽约的大通银行工作，所以从女儿一岁到上小学的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由我带，早晨7∶30送她去幼儿园，晚上18∶30再接回来。有时碰上我出差，太太又来不及从纽约赶回来，我们只好请幼儿园的老师先把女儿领回家照看（每小时10美元），等太太回来后再接回家。

尽管女儿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从来不溺爱她，在她6岁时我就要求她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现在12岁的她，已经可以帮妈妈做简易的晚餐了。女儿的体贴和聪慧，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小学毕业时，女儿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美国总统签署的“优秀学生奖”。

新的目标

经过在国外的二十几年，我对人生目标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对事业成功的看法是能把自己的想法和设计制造出来，变成产品，而赚钱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只要主要的目标达到了，赚钱与否不太重要。虽然现在我的生活比较富足，但是我本人在生活上的要求一直很低，烟酒不沾，对吃穿也不是很在意，因此我常对太太开玩笑说自己是模范丈夫。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是1979年。我发现，现在的上海和我年轻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仅就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我觉得上海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有时甚至超越了西方人，朝气蓬勃又非常自信。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再年轻，脑子似乎也没有以前好使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学习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在艰难困境中崛起和发展，不辜负自己这一次的选择。这，或许就是我现在的理想和目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