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的创新活动日趋活跃，而经济学家们调查发现，创新几乎总是在重要的大城市里发生。

以往，经济学家和科技人员总是忽略地点和创新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把信息技术的崛起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行为。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沟通和信息管理的新形式——从远古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再到20世纪为我们带来电视、移动电话到互联网的一系列科技创新。

为了证实城市和“新事物”之间这种持久的动力关系，当今世界权威的城市论者比特 · 霍尔在他的著作《城市文明：文化、科技和城市秩序》中撰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从古希腊到今天加州城市的创新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霍尔是伦敦大学规划学教授。1980年至1992年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目睹了硅谷的发展。

在潜心研究城市创新的同时，霍尔也时常惊讶于城市发展的能力。他说那些有创新特质的城市往往“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中，大量的新事物不断涌现，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他的这种说法适合于当今许多发展迅猛的城市，那里生成着最新的科技突破和最前沿的组织。

那么这些城市的未来会是怎样？霍尔虽然没有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他下述观点却有独特的见解：时间和机遇对城市来说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创新总是在城市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研究了30个不同的城市，从雅典到洛杉矶，并且跨越了整个人类历史。

霍尔认为，在人类创新的历史中，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某些地方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变得非常具有创造力和创新力，有时是十二三年，长一些的是半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但很少有再长的了。而且我们常常可以在这些地方发现一阵非常短暂且集中的爆发式的创造力。

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创造力的发生依赖于某个地方的某一群人，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想超过其他人：一个人在做什么时，另一个人就会说：“我能比他做得更好。”这就像学校里的一个优秀班级，班里的人总希望把别人比下去。

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在艺术创作方面如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在科技创新方面如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和今天的硅谷。

目前，这些地方总是与其他地方形成网络。人们相互竞争，同时他们也在相互学习，想通过学习使自己更胜人一筹。每个人都是这样，于是形成了良性循环。

创新城市的类型

霍尔认为，创新城市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艺术型的，这种城市通常是一个时代中的前沿城市，可能是首都或城堡。它们相对比较发达和繁荣，是帝国的中心，如柏拉图时期的雅典和19世纪的维也纳。

图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第二种是工业创新城市。这些不是中心城市，但它们离大都市不会太远，这样它们在知识方面才能影响到中心城市；但它们离那些尚未开发的地方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否则它们的创新力就会受到限制。

这些城市不如艺术创新城市那么富裕。艺术创新城市一定是财富过盛的地方，因为这样它们才有实力去发展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就是这样。但在工业创新城市，如曼彻斯特、底特律和硅谷。它们经历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些城市崇尚平等主义，重视教育，有良好的手工艺传统。1780年的曼彻斯特是这样，1970年至1990年的硅谷也是这样。

第三种城市可以叫做“都市创新城市”。这些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服务。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罗马，它的水利工程将水渠铺设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再比如19世纪的伦敦，为了消灭霍乱而全面净化水质。这些城市都善于面对突发事件，如犯罪问题、社会福利以及健康卫生等。这种类型的城市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少，而且很具活力。

城市和网络

通常，发达国家的城市相对来说比较静态。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即将改变。城市的创新力是否因此会变化？

霍尔的观点是：面对面的交流至今没有其他形式可以代替，人们仍然依赖于身体的接近。我们一直听说所谓的“距离的消失”，没错，我们在通讯方面有了迅猛的发展，并且还在不断进步，但这些都不是新事物。我们在1830年就有了电报，1870年又有了电话，这些早期的通讯创新并没有分散经济活动，它们只是分散了居住范围。

纽约就是一个原形。电话的发明，加上录音机、速记法以及打字机的普及，令曼哈顿成为商业中心。1880年摩天大楼开始在纽约拔地而起，从1880年到1914年，曼哈顿迅速成为商业密集区，此后出现了公共交通和地铁，让郊区人得以涌入长岛和新泽西等地区。霍尔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是一系列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位置与高科技

长期以来，人们在想：为什么硅谷有那么强大的功能？为什么那么多公司都不愿意搬出这个日益拥挤的弹丸之地？

一些以前死气沉沉的城市，如都柏林、赫尔辛基和马尼拉现在都成了创新的主流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然而它们在创新方面胜过了巴黎柏林、墨西哥城和孟买。是不是说，一些非中心城市的地理位置比从前更有利于抓住高科技的发展契机？

霍尔的见解是：如在软件设计方面，印度班加罗尔就非常具有竞争力。这是因为那里的人不但很有天赋，尽管他们的薪水只有剑桥毕业生的1/4。因此许多创新不一定只有在大城市出现。

最近几年里最有趣的创新之一就是移动电话。这是为数不多的美国没有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领域之一。手机制造的领头羊在北欧，首当其冲的是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而它们都是相对较小的城市。表面上看，这些城市莫名其妙地成名了，但其实不然。北欧城市有强大的通讯业基础，原因是由于北欧地理位置的偏远。

人与人之间越离越远了，必须借助科技来沟通。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瑞典的电话通讯普及非常迅速，比欧洲其他地方都快，甚至与美国相当。那是因为人们必须使用电话，人们之间相隔很远，电话的普及就自然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城市要留住人才

人们发现，创新活动集中的地方的一大优势是，它们都是很理想的居住地，因此很容易吸引人才落户，就像游客喜欢到某些舒适宜人的地方旅游一样。80年代中期，当硅谷作为一个科技中心崛起时，很多去创业的工程师说除了赚钱以外，宜人的气候也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霍尔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果某个城市的生活质量高的话，那么那里的公司就比较容易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从而又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但成功也会带来紧张。比如说硅谷，它现在正承受一些负面的压力。由于人口密度越来越大，那里的生活质量不如从前了，交通状况明显变糟。

这一状况是否会成为城市创新的绊脚石？它是否已在硅谷、都柏林或班加罗尔发生？

霍尔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当创新在一个城市成功后，物价就会上涨，于是年轻人就不能负担那里的生活。如果年轻人都不愿意在那儿定居，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发展？这是个现实的问题。看看都柏林，它就受害于自身的成功。都柏林的交通非常糟糕，没几条高速公路。那儿的房价也高得惊人。而另一些城市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基本没有交通堵塞，从市中心去机场也非常容易，这就是一个优势。

周边地区的希望

霍尔指出，中心城市环境的恶化给一些偏远的地区带来了发展的希望。50年前距离伦敦60至70英里的地方被视作穷乡僻壤，但今天那些地方的发展已蒸蒸日上，因为它们与伦敦之间有公路和中速火车相连。距离并不是障碍。

高质量的火车和公路就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如果那些地方确实非常偏远的话，它们就得发展航空业。那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价格规律决定了繁华地区票价低，而偏远地区票价高。

另外还可能涉及到创新的方法，比如某个城市能将机场发展成一个新的航空港或交通枢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亚特兰大。亚特兰大与达美航空公司是一起成长起来的，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转变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决定一个城市或地区创新能力的因素研究得很少，如今地点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现在已十分热门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开始研究起地理学。

霍尔说，至少现在某些经济学家承认，创新与社会及文化因素是有些联系的，而这些话以前从来没人说过。现在我们很清楚，应该探寻社会创新的原因。

图为印度孟买一寺庙

所有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创新的城市

许多人发现，相对于1950-1990年这段时间而言，明显的变化在于现在创新的传播面广了许多。在那个时期，似乎只有少数大国有实力开展研究，把钱投资在教育和工业上，它们在全球创新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小国家只能跟随其后。这样的局面现在已经改变了。

霍尔认为，冷战时期以军费拨款投资于科技创新，现在这一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冷战毫无疑问推动了科技创新，但这自上而下的模式已老化了。在20世纪它运作得很好，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由国家直接出面鼓励企业开展创新。这个模式一直按常规发展。有很多事实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决定谁是赢家，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地点和创新有什么新的关系呢？霍尔的见解是：艺术和科技开始分离。

在曼哈顿的“硅巷”[Silicon Alley]有7000个公司，其中大多数规模很小，是近几年迎合“新媒体”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公司的生意围绕高科技。在伦敦Soho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旧金山的“南市场街”地区以及洛杉矶的某些地方也是如此。

新兴公司在这些地区扎根。它们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市中心地段，以此与类似硅谷的偏远创新区有所区别。对这些新公司来说，最具吸引力的可能是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力量感，但这仅仅是开始，一个有趣的开始。看起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想获得位于城市中心所带来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诸如接近各种艺术形式，或是新闻媒体。伦敦的Soho区就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总部，同时那里也是英国电影的策源地。

也许有人问：是否存在什么秘诀，让某个城市或地区能一直保持创新的垄断地位？

霍尔肯定地说，新的地方会继续涌现，成为创新中心，从古至今一直是这样，没有什么地方能永远处于垄断地位。他相信，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创新城市，人们也将能发现大批后来居上的创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