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哲学界与工程技术界的联盟

刘则渊

刘则渊（以下简称刘）：我访问柏林时曾向波塞尔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西方和东方各有一个国家都是靠技术起家的，而且都重视技术的哲学反思。一个是德国，是技术哲学的策源地；一个是日本，是技术论的发祥地。战后两国都从一片战争废墟中迅速崛起。两国技术、经济的发展同技术哲学或技术论的学术活跃有什么关系？当时波塞尔教授对此颇感兴趣，但只做了简略的回答。这个令人困惑难解的问题，后来我从他送给我的一本书《技术的沉思——技术哲学的经典之作》中，似乎略有感悟。该书评介了马克思和卡普以来的90位作者的100多篇技术哲学代表性论著。我一看该书得到德国工程师协会（VDI）的支持，不禁询问波塞尔教授：VDI何以资助这样的著作？他告诉我德国工程界与哲学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哲学家和工程师协作可以回答工程师感兴趣而又难以单方面解答的一些重大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工程界与哲学界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联合定期举办有关技术哲学不同主题的学术会议。1956年，VDI成立100周年之际，建立一个“人与技术"研究组，下设教育、宗教、语言、社会学和哲学工作委员会，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次波塞尔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了VDI有关技术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而技术评估的规范就是由工程师和哲学家组成的联合组制定的。令人费解的是，德国技术哲学与哲学家有什么“魔力”而得到工程界的青睐？中国要建立和加强工程界与哲学界的联盟，两位有什么建议？

波塞尔

波塞尔（以下简称波）：要说德国工程师是不是喜欢德国的哲学家，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也许工程师们并不喜欢，但觉得哲学家有用，哲学家在参与工程师协会一些委员会的活动中，哲学家们的观点和建议会给他们争取到一些资金，他们会很高兴。这只是开个玩笑。

我想说这么几点，首先，德国的一部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认识到，在他们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是不能靠技术本身就能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技术类型，或者单靠技术无法解决，特别在现代技术中，有时候很有必要寻求哲学家的建议。还有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柏林理工大学前身是夏洛藤堡（Charlottenburg）工科学校，纳粹时期非常狂热地追随纳粹思想。战后柏林工大属于英占区，英国人强迫要求柏林工大增加人文科学，这种强制措施后来学校觉得很有作用，逐步认识到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提供了文科与理工科在一个学校内文理互相交往的环境。因此，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可能与历史形成的教育体系有关。第三点，在德国的教育制度中，一般情况要求大学生至少学习两个专业，没有学习一个专业的情况。这在德国大学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也都习惯了。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英国人不喜欢培养出来的是白痴专家或纯技术专家。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德国在战后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社会主要表现在公众舆论和新闻方面，允许公开批评。开放的社会就是允许批评的社会。允许批评就意味着许多事情需要论证。当社会要做出某种决策时，在各个利益集团的争论中，哲学家往往会超越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发表较为公正的意见。这样的环境就给哲学家提供了讲话的机会，使之有了用武之地。

刘教授刚才讲的“科学无禁区"，是指全社会起码应该做到：思想是自由的，批评是公开的，论证是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无禁区”是正确的。当然，这些要真正做到也是艰难的。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涉及到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思考和评论。

李文潮

李文潮（以下简称李）：不过，在德国也不是那么简单。我记得，伦克（Hans Lenk）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就抱怨过现在政治家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会去向社会学家，为什么不来问我们哲学家呢？他们不问，我们也得说。可见在德国，也存在一些问题，哲学要谋求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那么容易。

工程师和哲学家的合作也许确实同他们的教育制度有关系。我在德国学习，就是同时学文学、哲学、语言学，一个主专业，两个辅专业，还学了几个学期的政治学。另外德国大学可以随时换专业，学生不喜欢这个专业就可以跑到另一个专业，有的人大学读下来换了几个专业，对某个专业开始可以试一试，没兴趣就换另一专业，这样知识面很宽，不同专业彼此容易沟通。

至于在国内哲学界与工程界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做哲学研究的人不能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因为一段时间内哲学的名声确实不太好。这一点上需要两方面共同努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向来不主张把哲学抬得太高，宁可看得低一些。位置低一些稳当结实，低得让人不注意时才能寂寞，寂寞以后才能有点发言权。哲学就应该探讨、思考一些很平常、最基本的问题。至于与工程技术的合作问题，我看国内这些年情况在发生变化，比如前些年关于建设三峡大坝的讨论，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最后总要做出个决定，毕竟还是进行了一些论证。哲学家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要靠自己。

关于技术哲学的趋向与前景

刘：我想请波塞尔教授根据欧美技术哲学的最新进展，扼要阐述一下21世纪技术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特点和前景，特别是就当前技术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等方面的新课题，哪些值得中德两国技术哲学界合作研究？

波：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技术哲学应该想办法在社会上和在科学政策上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争取到自己专业的独立性。技术哲学思考的问题是其他技术专业都不思考的问题，把它们之间的界限搞清楚。

下面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三个方面谈谈技术哲学问题。在技术本体论方面，要搞清楚什么叫技术产品？比如生物工程中得到的产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为技术产品，它与制造工具是不一样的，制造出来的机器和自然物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不是技术专家思考的问题，而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在技术认识论方面，可以思考技术中的知识到底是什么，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什么区别，技术知识与传统工艺知识（从师傅那里学到的知识）有什么区别。关于技术伦理学，这当然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是又不能完全靠实践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引起注意：第一，致力于寻找的伦理标准和原则究竟是什么；第二，在没有找到这些伦理原则的情况下，应培养寻找和思考这方面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这些能力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任务，而不能等到学生毕业后再去做。

刘：中国技术哲学尚处于初级阶段，能否跟上国际学术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辨识和把握技术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我以为如下相互关联的四个走向值得我们注视：

国际化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国际技术扩散与转让的加快，技术的社会后果亦迅速达到全球规模，迫切需要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导致技术哲学研究的国际化。各国技术哲学家应当就技术的社会后果与国际影响展开对话，寻求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