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山西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乔瑞金教授和科技哲学硕士生李晚莲合著的这篇论文，探讨了英国技术哲学家阿诺德 · 佩斯（Arnold Pacey）技术实践价值观的由来及其实践功能和理论意义。本刊选载其中第一、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阿诺德 · 佩斯简介

阿诺德 · 佩斯（Arnold Pacey）居住于英国牛津附近，曾任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工学院、英国开放大学。他原学物理专业，后转向科学史、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

他的研究广泛涉及技术政策、技术文化、技术社会问题，对英国“适当技术运动”（appropriat-technology movement）作出了贡献，并尤其关注第三世界所需求的适当技术的发展。他的主要著作有《技术的含义》、《机巧的迷宫》、《技术文化》、《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编者据http：//www.mitpress.mit.edu）

技术实践价值观的提出

阿诺德 · 佩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技术文化》（1983）、《世界文明中的技术》（1990）、《技术的含义》（1999）等。佩斯在这些等著作中给出了一个文化价值观的解释。他认为，任何历史时代的技术实践都受到实践主体价值观念的影响。

技术中立论的现实诘难

曾几何时，人们醉心于技术中立论的迷梦，认为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道德无涉、价值无涉的，它本身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然而，不久之后，人们便发现技术本身根本无法逍遥自在于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之外。技术从头到脚、由始至终都笼罩在人类的文化价值观之中。

佩斯在《技术文化》一书中，首先批判了技术中立论思想。他举例说，20世纪60年代，雪上汽车给北美的冬季运动带来了新的气息，成为北美人民漫长冬季的特殊交通工具。而且雪上汽车的使用并不局限在北美旅游中心，在瑞典、丹麦等地，也已成为居民日常交通工具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同一的雪上汽车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似乎使技术中立论有了强有力的论据。因为这一事实表明工具独立于当地的价值体系的，它可以适用于多种生活方式，从而可以得出技术是文化、道德、政治中立的结论。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只要我们再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那就是雪上汽车拥有多种车型，以适应不同人的喜好；而在它的使用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则产生了不同的使用问题。如爱斯基摩人在使用传统交通工具——狗拉雪橇时，他们可以在喂狗食物时添加燃料，但是使用雪上汽车时却必须准备大量燃料，还必须学会熟练的修理技术，而且经常得带上狗以防汽车抛锚。此外，他们往往将汽车停在帐篷里，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发动起来，即使这样，有时都无法正常发动。所以有些爱斯基摩人将机器改造得更适合当地使用，而且在旅游中心还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系列的服务问题。

基于技术应用的多样性，佩斯强调，技术是人类活动之网上的一个结，它不单单指机器、工具，还包括它的使用、操作者的技能等诸多因素。因此“技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独立自存的，雪上汽车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下人类的活动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从狭隘的意义上理解技术（即简单地将技术理解作技艺），认为技术的社会涵义由技术发明者所规定。然而，随着技术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张扬着自我的价值，人类必须超越技术一词的原始意义，“去深入思考机器的使用者、工厂工人、消费者和营销人员等赋予技术的广泛内涵”。为了与以往狭隘的技术定义相区别，佩斯引入“技术实践”概念，用以指代技术的各个分支，包括技艺、组织、文化三个方面。技艺方面主要指知识、技能、工具、机器、资源、产品等；组织方面主要指经济与工业活动，使用者和消费者等；文化方面主要指目标、价值、伦理规范、对进步的信念、意识和创新等。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区分技术的哪些方面是涉及价值的，哪些是价值无涉的。

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技术实践

佩斯不仅认为技术实践就在人类文化价值体系中，突出强调技术实践活动中的个人价值观念和个人经历。个人受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便决定了他在技术实践中会有一系列什么样的现实行为发生。例如，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一些山村为抵御旱灾，引进了一种简易的人工水泵，截至1975年已安装150，000台。但据有关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机器已陷入瘫痪状态，有的新水泵在安装后三、四周便出现故障。工程师对水泵的设计和工厂制造作了多次检查。但在把所有缺点都改正之后，仍无法使水泵避免出现故障。最后人们才发现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机器的设计与制造，而是一个管理问题。主要是水泵管理不十分有效，甚至在许多村庄，根本没有人负责照看水泵。而在管理问题解决之后，水泵功效才真正得以提高。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很好地说明了对技术实践正确适当的整体评价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有当管理的所有方面（包括水泵保养与设计等）都考虑到时，实践上才会有真正的突破，而起初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始至终只是关注机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价值期望都给了技艺本身，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井蛙之见。

技术实践价值观的实践功能

假技术之“皇杖”，人类正在一步步地向走向自由王国。价值观作为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在技术实践中日益凸现出不可比拟的作用，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管窥一二。

为科学提供实践目标

历史行至今天，科学的重要功能，便是借助于技术这一中介，物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而在“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链条中，技术不单单扮演着中介角色，它还是科学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精辟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我们从不否认科学有自己的独立王国（尽管宽泛的技术实践定义本身也包含了科学），我们也不排除科学发展史上有无数的科学家，为了纯粹的科学理想而进行科学研究。但这些似乎已远离了21世纪的人类。当今时代，几乎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背后都有着技术实践目标的支持。科学“既有外在于它的技术实践目标，也有内在于它的实践功能。”两者均只有转化人类现实的技术实践，才能最终实现科学的实践功能，体现科学的实践价值。

科学是技术实践目标导引的，而目标选择必然暗含选择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价值。价值选择包含的内容甚为丰富大而言之，一面是财富，一面是福利。

引导不同的技术设计

佩斯在谈到《技术文化》一书的写作目的时指出，只要我们看一下不同社会人们使用和保养汽车的不同方式，便“可以清楚地知道，根据一种文化价值模式设计的汽车，如果想较好地适用于另一种文化价值模式，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技术转移。“技艺知识和设备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时，通常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此过程很容易引起新的发现。”然而，工业社会的人们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狭隘的技术态度，他们对于技术的目的有一种本质上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只能做到“不完善（half-way）”而已，最终形成不太令人满意的技术体制。就象上文提到的印度水泵的使用，许多组织因素被忽略了，器物使用者以及他们的组织模式更是经常被遗忘。

技术设计必须去适应不同的文化价值模式，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许多价值因素影响设计者、发明者的创造活动，使得每一项技术设计的产生均体现了技术设计者、发明者的文化价值观念。

影响技术使用和管理是否有效

马克思认为，技术从本质上讲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但涉及到技术的设计与发明，还涉及到技术的使用和管理，这主要是技术的社会化问题，它直接影响技术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功能的发挥。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总是忙于去发明创造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却从不怀疑技术是否已经发挥了它的最大效用。

生活中大量技术资源被浪费，如英国发电厂相当一部分的电能是用于室内取暖，而与此同时，发电厂却通过冷却塔排放热量，几乎没有一家英国发电厂建立或设计时考虑到了社会的供热需求，百分之六七十的能量均被排放掉了。“那些修建得很漂亮的冷却塔不过是`不完善'技术的标志而已。”这种状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程师职业价值的偏见所致。他们或者只关注技术本身，或者只注重经济价值，从而忽视了技术的使用和管理。在英国水供应问题的解决中，人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在解决水供应问题时，工程师们总是忙于为新水库选址，以及在尚未充分利用的大型水库上修建新水管和宏伟的新大坝。也就是说他们总是热衷于扩大供应，而忽视水的使用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许多工厂的水在被当作污水排放之前，可以进行再利用，更没有发现英国供水有15-25%因为管道系统的渗漏而损失了。渗漏是年久失修的缘故，当这些现象被忽视时，看上去便是用水量猛增。由此可见，水供应困境的出现，是由工程师狭隘价值观所直接导致。类似的困境在技术实践中屡见不鲜。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的技术实践活动，是因为“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均倾向于将目光集中于实际问题可感知的技术方面，进而认为，现代技术的超凡潜能应该可以使得一切都很完美。”而事实上，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包含社会文化因素。“技术实践包含社会选择和管理者的习惯思维，因而是被文化规定了的。”技术世界的不断发展总是受到文化价值的制约乃至阻力。

影响实践层面上技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由于社会系统和文化价值的差异，人们面对同样情景下的同一问题，会得截然相反的结论，“尤其是对于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而言，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他们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同样的资源或污染问题。”

一个加拿大人的研究表明，两个群体（即温哥华和加拿大内陆的工程师与公共健康署官员）都在关注河流污染，而采用的解决方式却大相径庭。工程师大多关注有关污染的技术困境，如河流治理工作和提高河流量的改道工作。而公共健康署的官员则建议，如果通过合法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纯技术的方式又受到怀疑时，要通过与那些排放废物质的公司协商解决问题。而且两个群体都没能与其它专业人员进行很好的合作，总希望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的决定。尽管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又同时认为，向公众咨询没有必要而且有潜在危害。由此可见，不仅用户圈和专家之间因为价值观差异，会产生迥异的实践行为，即使专家圈内，也被分割成许多小而封闭的专门学科，从而产生专业领域的局限。

今天，人类已越来越认可这样一个比喻，即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称为“地球村”，甚而称之为一个大家庭。这无疑显示出，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是都必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因素的配合，反之，一个环节有疏洞，则会出现博弈者忌讳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状。

影响技术发展政策的制定

在技术实践中，价值观引导和决定技术专家的行为。佩斯从价值观影响预测的角度论述了价值观技术发展政策的制定。

许多工业计划都必须依据对未来的预测而做出，上文已举过英国水工业计划过分强调供应而产生的偏见。西方世界核军备竞赛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政府在军事专家“虚假情报”的“蛊惑”下而推进的。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核专家就一而再地鼓吹苏联军事威胁论，致使艾森豪威尔总统欲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协议的计划遭致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同样可以发现多年的军事预言颇为牵强，而其基础就是虚假情报。佩斯指出，核武器专家对精湛技艺抱有极大热情，所以他们全神贯注于精湛技艺的价值观念，甚至试图将精湛技艺价值观建成无所不包的价值体系，从而使他们可以一心一意地去追求原本限制颇多的目标。当然，期望人类只有一种价值观，是近于发疯的想法。但专家们对精湛技艺的追求，还是影响了人类技术实践的发展。

未来意味着无限多的选择。我们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当人类解决传统能源缺乏的危机时，是准备付出环境的代价，还是社会的代价，抑或其它选择，诸如减少这些代价（如节约能源、进行资源再利用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出决定的人。

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拥有巨大潜能的时代，这不是关于进步事实的决定论，只因为是人而不是机器在起作用，所以必然有选择的因素。这里的选择不是简单权衡各已知选择项，还包括权衡到达未知可能的不同方式，这其实是不同心理态度之间的选择。“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探索性的、宽泛的世界观。”这样选择意识可以得增强。反之，如果我们持一种刻板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观，那我们就不会认识到任何的可能性。

（吴晓江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