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非中性与技术的伦理、生态责任 ——挪威卑尔根大学费尔兰德教授谈技术哲学

发布时间：03年07月25日

编译吴晓江

技术是否中性的？技术发展是否有自主性？技术进步应承担什么样的伦理和生态责任？这是当代技术哲学探讨的中心话题。为了推进这方面的探讨，现将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拉格纳 · 费尔兰德（Ragnar Fjelland）教授来沪时所作的有关技术哲学交流的主要内容选译出来，供关心技术哲学问题的人士参考。费尔兰德教授提供的英文演讲稿原题为《科技进步：新问题与老问题》。文中小标题由编译者所加。

技术是中性的吗？

按照流行的观点，技术仅仅是工具，而工具通常被看作是能够产生不同结果的手段；因此技术对于各种结果而言是中性的。费尔兰德认为，这种中性论是错误的。技术的非中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技术的自主性

许多学者已论证了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由人控制的——我们怎么可能停止使用电、汽车、电视或电脑？费尔兰德认为，这些观点通常将技术发展看作是一个直线过程。赞同这种发展观点的人是乐观主义的。而对这种发展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深陷于悲观主义的。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看来，人们不得不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这种观点实质是技术决定论。

在费尔兰德看来，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如果我们相信技术发展是先定的，那么我们将不能控制它的发展，并且不能使技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家已证明，技术发展的情况事实上几乎与此相反。社会体制的发展导致了新的技术。技术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产物，这种观点被称为“社会建构论”或“技术的社会形成”。如美国技术哲学家阿诺德 · 佩斯（Amold Pacey）就持这样的观点。

费尔兰德认为，虽然技术决定论中有某些真理，但为了避免误解，他采用“技术自主性”这个术语。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刘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nford 1895~1990）在他的重要著作《技术与文明》中，描述了作为机器生产前身的制造业。这种制造业是在大企业中编组的或分成部分的手工劳动，这些企业有的具备动力机，有的则不具备。这些生产者被分类为专业化的工人，进行分离的操作。效率是通过减少每个工人完成的操作项目而提高的。芒福德称之为“工作过程的经验分析”，即把各种过程分析为一系列简化的人的动作，再将这些动作转换成机器的操作。当这经验分析完成时，这些过程能够构成“机械的”机器。分工需要协调，“机械的”分工需要“机械的”协调。各种操作必须精确地协调。首先，组装成最终产品的各个部分必须配合。其次，各种操作必须合拍的或按机械的韵律协同进行，“时间的机械化”是必需的。这种观念始于13世纪，当时产生了最早的时钟。在芒福德看来，时钟而非蒸汽机是机器的原型。

机器人的问世是否遇到新的伦理学问题？

可是，机器不只是一种工具。通常说，工具是人体的延伸，是由人使用的手段。但就人与机器的关系而言，并非如此。宁可说是工人服从机器，而不是相反。有人曾论证过工人是机器使用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这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作了相当尖锐的阐述：“这里所说的权威，恰是指个人的意志服从于某种外部的意志.....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主权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工作。......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

有人可以争辩，尽管恩格斯时代的工业化需要相当多的纪律，但他几乎不能证明这种观点可以推广到一般社会上去，将后者比作巨机器是有理由的。如果在恩格斯时代所谓技术的权威、技术的自主性不具有必然性，那么今天这更缺乏必然性。费尔兰德认为，虽然现代技术（例如信息技术）不同于老的、巨大的、油污的和喧闹的机器；虽然电子计算机或机器人比旧式机器更具柔性或灵活性，但它仍然是机器。机器人取决于形式化和标准化。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很少人像恩格斯时代那样受大机器的，支配，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已更为机械化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可能没有增加，但我们的生活世界已更为机械化了。

技术的“隧道目光”

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被看作是我们感官的延伸。但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唐 · 伊德（Don Ihde）指出，这种技术已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运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可辨别出特殊的对象，如木星或细胞，但同时这些对象从它们的自然关联中被孤立开来。这是被称为“隧道目光”的来源。相似地，许多领域的专家按照“隧道目光”接受训练。他们集中注意力细查相当专门的问题，而遮蔽了他们考察其他问题的视野。食物短缺和能源问题变成狭隘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带有的体制和消费的许多方面却被忽略了。例如，绿色革命技术也许有望增加食物，但没有为什么食物消费不足的清晰概念。

费尔兰德举出“隧道目光”的一个极端例子，它涉及移植外科手术。在西欧和美国经常有病人接受新器官（如心脏）的新闻报道，但人们很少被告知这些器官从何而来。通常的用语是“心脏已到”。有个例外是，他看到瑞典报纸在《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新心脏》标题下，报道几个瑞典人在英国哈尔费尔德医院等待一个心脏时已死去。原因是该医院拒绝为病人动手术，因为瑞典还未捐献心脏和肺。该文指出了这种情况的原因：“瑞典很少有器官捐献者，是由于我们的交通事故率低。在许多欧洲国家，这种事故率相当高。”文章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大多数捐献者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断言没有交通事故的高发率，我们就可能没有现代移植外科，这虽是一种夸张说法，但它触及到了事实的真相。

当然，没有人会公开论证事故率应当增加。但我们知道在美国当联邦政府规定的车速限制从每小时55英里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后，器官采办专家推算，如果所有的州都实行新速度，每年有9000多人将死于高速公路。估计其中10%死者会成为器官捐献者。这意味着1800多个肾脏，900多个心脏，900多个肝脏，等等。虽然这样的推算可能看起来很极端，但很可能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认真采纳。费尔兰德认为西奥多 · 罗泽萨克（Theodore Rozsak）的看法是对的：这种想问题的狭隘逻辑性，使人想起一种偏执狂——他以墨守成规的精密性逐点证明他的理由，在他未经质询的设想的微小世界内，每一小事件形成完美的感觉。但看问题的整体型式则是精神错乱的。这就是刘易斯 · 芒福德曾说的“发疯的理性”。

费尔兰德指出他所说的“隧道目光”可能是在“技术命令”后面的一种主要驱动力：凡是技术上可行的，就应该去实现。

技术发展遭遇新的伦理问题

费尔兰德认为，自伽利略时代到近代，科学技术已取得了不断进步，而这种发展是发生在他所说的“自然秩序”的框架内。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科学技术的力量如此迅速地成长，以至于它将要超出这种秩序。

费尔兰德引用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劳 · 莱姆（Stanislaw Lem）写的一个短故事说明这种情况。这个故事的题目是《你存在吗，约翰斯先生？》。哈里 · 约翰斯是专业赛车手，他经历了几次事故。他在发生第一起严重事故后，向自动控制技术公司定制了一个左腿假肢并以信用方式付了第一期款。四个月后定制了两条假手臂、一副肋骨结构和一个假脖子。五个月后，他的兄弟替他定货了。这时包括几个项目，最重要的是用Genimax电脑替换他已受损的脑的左半部。最后定制的是另一个Genimax电脑，用来替换脑的另一半。由于已付了第一期款，自动控制技术公司申明，哈里 · 约翰斯应该“承认公司已生产的成套产品的所有权”，于是公司非法地以它的产品冒充了哈里 · 约翰斯，由此证明哈里 · 约翰斯不存在了。

哈里 · 约翰斯反驳这种看法。他认为公司制作的质量低劣的产品已伤害了他，应予补偿。他以类推方式反驳所谓他并不存在的断言：“我们知道人体细胞在一定时间内被新细胞所替换。如果一个人在某食品店购买所有他需要的食物而未付账，那么食品店主会以此证明这个人不存在，并要求得到这个人的所有权吗？”哈里 · 约翰斯声称自己是存在的，而自动技术控制公司抱着要约翰斯宣布自己不存在的目的提出诉讼。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传票的姓名、地址写为——哈里 · 约翰斯，44大街，纽约。一个不存在的人能被起诉吗？问题尚未解决，谈判就被打断了。这就是故事的结束。

费尔兰德指出，德裔美国哲学家汉斯 · 乔纳斯（Hans Jonos）论证了已有的古典道德理论只是在他所称的“自然秩序”之内起作用。这种秩序包括以下诸“要素”：第一，生命循环。出生——生长——产生后代——衰老——死亡。这是生物学的最基本的循环，也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

第二，功利与危害。功利是整个古典道德哲学（这里指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译注）的主要概念。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箴言是：能够增加全体的幸福或功利的行为是正当的。尽管今天很少道德哲学家愿意保持这种观点（至少在古典意义上），但功利与危害之间的区别，对于全部道德哲学来说则是基本的。

第三，人的责任。人活动的影响能够以“时间和空间”来确定，所以可辨认出行为的动因，以及弄清动因对于行为所负的责任。

当这种框架刚要被超出时，古典道德理论则显得不充分了。例如，医生将拯救病人视为自己的基本责任。他通常运用现代医学力量，试图人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而这远远超出了重建富有意义的人生的合理希望。因此，今天医生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这种医疗处理是有益于病人，还是引起了危害？现代医学模糊了功利与危害之间的区别。

在汉斯 · 乔纳斯看来，技术发展所遭遇的断的伦理问题，只有通过探问更基本的问题才能解答。这些更基本的问题包括“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什么”，等等。他建构了一种自然哲学以支撑他的“责任伦理学”。下面是探向更基本的问题的一个例子。

技术圈评价：反对两种极端概念

关心环境问题的先驱之一巴里 · 康芒纳（Barry Commoner）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与我们的行星和平相处》。他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栖居于两个不同的“圈”一一自然的生态圈和人造的技术圈的相互关系，来谈解救环境危机问题。在最近一个世纪里，技术圈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例如，地球上储藏的化石燃料，是几百万年间通过光合作用捕获的碳。我们燃烧这些燃料，使碳以比它自己转移快几千倍的速度返回到大气层。这可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几度，由此相当厉害地改变生态圈大范围的过程。这些变化可以威胁人类生存的真正基础。康芒纳认为，现在的环境危机是由于两个圈的冲突造成的，是生态圈循环的、守恒的和连贯的过程，与技术圈直线的、创新的但在生态学上非和谐过程的严重失调的后果。是人类攻击生态圈的结果，生态圈已开始了生态学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