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史坦登岛大学医院放射肿瘤系物理部主任）

向医学物理进军

80年代末，苏联解体，美国的政治经济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幅度削减材料科学和基础物理理论的研究，此时，物理学界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当代物理》（Physics Today）上曾登过一篇文章，说一个没有研究所的普通四年制大学有一个教授缺位，竟有700多位博士应聘。大批博士失业，或者转行到华尔街去解与股票金融有关的微分方程。我当时经过仔细的市场调研，认定了“医学物理”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学科。医学物理由物理界老前辈伦琴、居里夫人、贝克莱等首创，现在已发展成一支千人大军。现在在美国，凡是要利用医学直线加速器治疗肿瘤的医院，一定要配备医学物理师，而且分工明确，与放射肿瘤科的医生一起制订治病的最佳方案。而当时美国的医学物理师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于是我婉谢了继续从事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和教学的邀请，毅然从头学起人体解剖、放射生物、辐射剂量的计算技术，加上已有的放射物理、量子散射等基础，硬是在史坦登岛大学医院（SIUH）挤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年不到，1992年8月我就上洛矶山北部的加拿大加尔各利（Calgoxy）向美国医学物理年会报告了零点场剂量计算的合作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发表在《医学物理》杂志上，正好成为调幅放射疗法（Intencive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简称IMRT）的有用工具。IMRT现在是世界医学物理中最热门的话题，九十年代初还一直在纸上谈兵，计算机的速度上去以后，九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了第一家生产商——诺魔师（nomos）公司。该公司自称是“The IMRT Company”（即IMRT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的用户手册上几次提到上述论文，宣称他们程序中的零点场剂量计算就采用了我们的公式。在93年8月我被提前任命为大学医院的医学物理师。

由于我所任职的大学医院在用光子刀（Xknife）的立体定位放射科方法治脑肿瘤方面起步早，病人就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各地前来问症求治，还有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非洲、中国来的病人。我们要从为病人定制头框架做起、断层扫描（CT）、上计算机做治疗方案，方案批准后给病人定位在直线加速器上，监视数字指令输入。每个环节都要由医学物理师把关。病人一多，经常累得精疲力尽。96年我们将脑肿瘤的经验应用于治疗身体各部位（肺、肝、前列腺等）的肿瘤，医院派我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院学习他们的定位系统。如果能够在直线加速器下把肿瘤部位定得很准，不但可以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而且可以加大放射剂量，更有效地控制和杀伤肿瘤细胞。

学习回来后我们成立了全美第一个“脑外肿瘤立体定位放射外科”中心。96、97年我又顺利的通过了美国放射学会设置的医学物理师资格考试（Board Exam）。98年北京肿瘤研究所及肿瘤医院主办了第一届“适形治疗”的全国讲习班，我被邀请与来自美国、西欧的十几个专家一起向讲习班报告了世界上最新的肿瘤治疗技术，并且与中国的医学物理师交上了朋友。讲习班以后我又回到上海，到新华医院以及母校复旦大学作了专题报告。当时，我敬爱的谢希德老师还忍着病痛专程赶到复旦来听我的讲演。阔别了三十五年，我又见到了我初中时代的几乎是全班的同学，以前的莘莘学子现在都在各条战线上挑大梁使我感到无限欣慰。

钱国新为病人作治疗前的准备

晋升为物理部主任

98年6月8日，我一回到大学医院，院方就晋升我为物理部主任。此时，斯坦福大学也邀我去加强治疗脑肿瘤的力量。那几天我的思想很痛苦。斯坦福大学是每个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人们说斯坦福大学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数超过前苏联获此奖项的人数总和。我的导师科恩教授也在那年荣获诺贝尔奖，他听说我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教职打电话来责备我“疯了”。大学医院和系主任列特曼（Lederman）医师拼命地挽留我，系行政主任说只要我同意留任，薪水可由我自己定，“支票本是空白的”，上下班的时间也可自己定。物理部的几位得力助手也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工作。眼看着七年前才一台设备、人员都不起色的一个小单位，在列特曼主任和我们大家的努力下已发展成有特色的肿瘤治疗中心，物理部也由5人发展到14人，在每一台仪器、每一个治疗步骤中都有着我们的心血。列特曼主任还告诉我，听说我要去斯坦福，有个别病人已经要求转院了。我感召于系院对我的一片真心，感到我不但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智慧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尊重，我终于留下了。五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自己当时的选择。第二年（99年）我与列特曼主任一起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出席第4届国际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学会，我看到列特曼主任与斯坦福大学去的医生代表还在为我的事争论不休。

到今天为止，我担任医学物理师已整整十年了，担任物理部主任也有五年了。生活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我离开了学校、研究所、实验室来到了医院以后，好像从象牙塔走到了人间，人事关系也不单纯了。医院里各级管理人员，有的是在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主管，看到一个外国人一来就受到器重，薪水比她（她）高，难免有些嫉妒。更难的是，我的顶头上司——系行政主任已换了四任，其中第二任对我的嫉妒更是发展到在工作上处处刁难，一直到东窗事发被免职为止。物理部的成员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你做事情必须正确，处理各种纠纷矛盾必须公平，凡事还一定要以身作则。好在我是在这里从下层滚打上来的，从士兵到将军，熟悉其中每个运转环节，碰到难度大的工作还要身先士卒。我的数理基础也帮了我许多忙，一些剂量计算，我的心算比他们的计算器还要快，而且精确度达到98%以上。长久下来，他们的抵触情绪就慢慢消失了，而代之以信任和尊重。

图为钱国新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作为物理部的主任，我对放射肿瘤系的治疗设备、计算系统数据的正确性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医用直线加速器的每天、每月、每年不同层次的检验也必须服从联邦政府和州市政府的严格规定。市卫生局每年来检查一次，蹲点五天，调查去年所有的校验记录及事故报告。我上任后的第二年起就不再吃罚单了。做出肿瘤病人的治疗方案是物理部的主要日常工作。剂量师和物理师一般都有多年工作经验，可以独挡一面做出方案交医师批准。遇到个别难度较大的肿瘤，他们常常会听取我的意见，改进治疗方案，每一份病人的治疗方案又都是一份法律文件，若干年后万一病人家属把医生告上法庭，而且对方还聘请医学物理专家出庭对证，我一定要对我当时的物理计算的正确性有十分的把握才能胜诉。今年年初，一位病人家属把病人的正常死亡作为医疗事故，而且还得到一位医生和一位医学物理师的支持，把我系医生告上法庭。3月24日，我上最高法庭出庭作证，向九位陪审员说明并解释医疗计划的正确性。因为我胸有成竹，逼得对方律师声嘶力竭，几次受到法庭的谴责。第二天，九位陪审员一致投票，医生无罪。事后我才知道，投票以后，陪审员告诉我方律师，说我的作证最令人信服。

现代社会的技术更新周期很短，医疗产品更是如此，虽然更新设备已超出我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但由于我对于放射肿瘤方面的新技术追踪很紧，在院系领导对几种看来不相上下、相互竞争很厉害的新产品之间难于作出选择时，就常常会叫我去做新产品优缺点的义务分析员。医用新产品的特点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一律价格昂贵，因为研制开发新产品的花费很大；第二个特点是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很大，一个新思路问世，几家开发商就同时上马，搞出一个象样的产品，得到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委员会）的承认证书要好几年时间。得到FDA准许证只是个开始，产品在用户的抱怨和建议下会不断改进。问题是推销商从来不对你讲实话，也许因为推销成功一个产品利润很大，他们拼命夸大本产品的优点，打压其他产品，久而久之我就学会了如何应付推销商。他们也知道医院领导很尊重我的决定，因此拼命在我身上下功夫，常用的做法是带我去采访用户，今年四月份去亚特兰大和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的两次出差就是这性质。在向用户考察的过程中，要善于提问题才能了解产品背后的弱点。面对不太了解的新产品，去伪存真，才能免于上当受骗，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要在技术上把好关，保证新的投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是在一门大学问。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虽说是八小时，但只要病人出现情况，就要义务加班加点。

腰间的BP机成了我须臾不离的联络工具，我经常会被从各种社交活动的场所呼唤出去为治疗病人提供处理意见。我最害怕听到BP机响的时间是早晨6点，此时是最好睡的时间。因为我每天要到深夜1-2点才上床，但6点是早班治疗人员上班的时间，按规定他们需检查直线加速器的几个基本指标，如果检测仪器有故障，他们就无法知道直线加速器的状态，按规定不能治疗病人，但是病人一早赶到医院就吃“闭门羹”也是很恼火的。治疗人员这时呼我也是迫不得已，她们只是用“非常非常对不起”向我致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清情况后“跟着感觉走”，拿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有时在电话中“遥控”她们排除故障。担任物理部主任后公务多了很多，但我尽量不脱离物理师的本职工作。大家有问题也乐于找我，做出治疗病人的最佳方案一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的一些感想

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看了一本《数与数的科学》，对哥德巴赫猜想及费尔马定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一年级时看到谷超豪写的一本小册子，对高等数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再在“高阶等差级数”上兜圈子了。学了几年高等数学后看到哈里德 · 瑞斯尼克写的《物理学》才决定应该选择物理作为自学的专业。如果我出生在八十年代，这些经历也许都不会有了。我没有后悔自己生不逢时，活到三十岁才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则至今我也许还在上钢五厂搬砖头。我怀念我青少年时感情纯真的年代，我更要在时代列车转弯时跟上形势，像加州太平洋边上冲浪的孩子那样，驾驭着冲浪板不被铺天盖地的巨浪吞噬。工作之余，我仍然喜欢阅读中文的文学作品，我喜欢池莉的《预谋杀人》，也喜欢王安忆的作品，王安忆描写过我熟悉的老三届的生活，也描写过我离国去乡以后国内的改革开放，为我展示了几十年的风情画卷，每个周末能静心看半天中国文学的精品真是一种超级享受。

真没想到我来美国已有二十四年了，前十二年从事的是凝聚态物理的学习和研究，后十二年从事的是医学物理的临床和管理。再下一个十二年呢？我相信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都会像以前那样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生活就像开车一样，前面有小转弯，也有大转弯，有路面平坦的高速公路，也有坑坑凹凹的崎岖小路，只要你在前进，就要把紧方向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偏激，以为非要成名成家此生才过得有意思，现在才知道成了名家的一生也未必幸福。

我知道有人得了诺贝尔奖金后，承受不住社会上的、学术界的以及自己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被迫退隐多年；我也看到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功利主义的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献身精神才乐在其中。社会的需要才是发展的动力。二十世纪初期是物理学的时代，是从经典物理向现代物理转变的脱壳时期，一批二十几岁的青年大显身手，脱颖而出，建立了量子论相对论的新体系，也带来了哲学观念上的革新。这种英才辈出的年代在近百年的物理学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的物理学家则小心翼翼地定义着自己研究的领域。相反，计算机的发展实现了许多似乎实现不了的梦想，也创造出一些新的科学分支。没有计算机建设的发展，肿瘤的治疗方案也许还停留在初级阶段，适形疗法、IMRT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有人说现代的社会是生物学的时代，DNA的发现和应用、克隆技术、基因疗法，似乎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影响。现代医学似乎已经很有能力了，可是“非典”一来才知道这又是一个空白。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的生命也实在有限，只要做出一件推动社会前进的贡献就已经很不了起了。要看社会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当社会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这仅是我的一些感想，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我的网址是gaoxinqian@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