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由种种原因所导致的项目下马比较多见、令人深思，尤其是重大项目的中途下马更是令人关注。

激烈竞争导致的下马

当今世界是竞争的世界，为了谋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国内各部门之间往往会在科技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争相上马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然而，竞争必然会导致优胜劣汰，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压力。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劣势者为了保全自己，通常会忍痛割爱、主动放弃在研项目，退出竞争领域，以避免进一步较量会带给自己更多的不利。

2000年，由于认定美国宇航局准备资助研制的可载人运载器会同自己的火箭项目发生直接竞争，位于得克萨斯州的比尔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宣布停业，其BA-2C重型火箭项目就此流产。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安德鲁 · 比尔抱怨道：“在目前的形势下，研制像BA-2C这样的高可靠性、低成本的运载系统无法保证商业上的可行性……只要美国宇航局还为现有的运载系统提供资助，私营发射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比尔的抱怨不无道理，美国国会为宇航局的航天发射计划（SLI）批拨了39.9亿美元的资金，在之后的5年内，美国宇航局还将拨入48亿美元以进一步推进该项目的研究。另外，在投标方面，实际有能力向SLI投标的只有波音公司、轨道科学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如此强劲的竞争之下，作为在高峰期只有200名员工的私人公司——比尔宇航技术有限公司既无法中标，又要避免SLI计划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于是，比尔最终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停止已耗资1亿多美元的BA-2C火箭研究项目，并打算将发射场移至国外。

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也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下马的。

1998年，由于未实现预期目标，日本正式宣布放弃被命名为“第五代”超级智能计算机研究计划。“这项历时10年、耗资4亿美元的科研项目终因不能取代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领先地位而流产了。”

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研制始于1982年，由通产省牵头，荟萃了来自东芝、日本、三菱等公司的一批计算机精英。该项目旨在开辟一个计算机领域的新天地——让新一代计算机能识别人的面孔和声音、能流畅地与人对话。当时有人预测，该计划对美国硅谷的冲击将不亚于当年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对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冲击。然而，这一回美国并没有像当初日本汽车进军美国那样等闲视之，相反，“第五代”一上马就立刻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并采取对策同日本在计算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美国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抑制日本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势头。对日本而言，“第五代”所需突破的技术难题实在太多，仅硬件方面就有成百上千个难题，然而最令人感到头痛的是“第五代”的同步处理问题，而在这方面，美国被认为远远领先于日本而处于垄断地位。这样，在美国强大的技术优势面前，日本终于放弃了“第五代”的研制与开发，尽管其在这个项目上已有所进展。

上述两例虽然都是由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下马，但是二者还有所区别：比尔宇航公司火箭项目的下马带有“被动”、“不公平”、“可预测”等特点，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看，比尔宇航公司远非美国宇航局的对手，二者的起跑线是不一样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尔宇航公司所面临的是“不公平”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比尔与其说是参与竞争，倒不如说是被卷入竞争。而日本的“第五代”下马则带有“主动挑战”、“难以预测”等特点，日本开发研制“第五代”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计算机领域凭借自身的雄厚实力同美国决一雌雄，从而确立其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以获取巨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因此，“第五代”项目具有极强的挑战性。另外，尽管日本在上马“第五代”之前或之初对美国在计算机方面的技术进展有较详细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并不是彻底的。因为，在高技术领域，国家之间往往是相互保密的。尽管日本在上马之初已对“第五代”展开过技术上的论证，但论证不等于稳操胜券。成败在研制之初是难以预料的，其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因素导致的下马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更离不开巨额资金的保障。因此，当今世界上，重大项目的经费往往由国家、大企业、财团承担，甚至是多方共同承担。但出资者的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一旦项目经费超支过多，其下马之日也就临近，国内外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1994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遗憾地签署了终止在得克萨斯州建造“超导超能对撞机”（简称SSC）计划的法案，并认为终止这项计划是科学的重大损失。

SSC的科学价值毋庸置疑，科学家们通过巨型磁铁使方向相反的正、负两道质子束在轨道环绕加速，最后以40万亿兆电子伏特的能量互撞，这个能量大到可以重观宇宙创始之后兆分之一秒，也就是“大爆炸”发生的一刹那的情况。再通过探测器观察对撞后产生的残局，可了解物质最基本的构成，并探讨宇宙的起源。为此，美国政府需要投入22亿美元将得克萨斯州小镇瓦沙哈奇夷为平地，在地下挖出一条长达86公里的椭圆隧道，还需要邀请数千名科学家共同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然而，步入经济不景气的90年代后，这一在里根时代通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面临夭折的危险，其造价已从最初估计的44亿美元膨胀成了110亿美元，如此巨额费用使克林顿政府亦感到骑虎难下，美国国会终于下定决心，宣告此时的美国已无余力从事如此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于是，这项数十年来美国最具雄心的科学计划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美国的X-33航天飞机计划也是因经济原因而流产的。

1996年，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议实施X-33研制计划，目标是设计出不需搭载火箭升空、且可重复使用的往返载人航天器，以替代正日益老化的现役航天飞机，为实现商业性载人航天，并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和宇航员。在宣布下马之时，X-33的建设任务已完成90%，但其后的进一步测试将需要45亿美元的资助，这对于美国宇航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再加上X-33在1999年遇到了严重的技术问题，2000年美国宇航局终于痛下决心，让这项已耗资10亿美元的项目中途下马。美国宇航局马绍尔航天飞行中心主任斯蒂芬森认为，“X-33的成本已超过了它能产出的利益……决定是`艰难的'但是正确的。”

在我国，因经济困难导致的下马典型例子是1980年下马的大型加速器项目。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部分高能物理学家满腔热血地向周总理建议建造大型高能粒子加速器，以使我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该项目的投资对当时来说，所需投资巨大。“杨振宁在了解这一消息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根据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状况，花巨额人民币建造这样一项庞大的精密工程，对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是决不可取的……1980年中国国民经济调整，该项目被迫下马，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德国则出现因项目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的下马。2000年2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宣布，其酝酿多年的柏林至汉堡的292公里长的磁悬浮线下马。有关专家在分析其下马原因时指出：“据日本官方提供的资料其每公里造价是高速铁路的2倍，运输能力则不足高速铁路的50%，预计票价是飞机的1.8～2.4倍，是高速铁路的3～4倍。”

上述例子表明，经济实力、项目的未来收益都是制约项目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SSC和X-33以及我国高能加速器的下马是研发费用严重超越投资者的承受能力所导致的，而德国的柏汉线下马则表明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也会决定该项目的命运，即“不划算”就下马。

技术因素导致的下马

科研项目一经论证、立项，接下来就是对技术难题进行攻关。然而，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事业，科研管理不同于行政管理。后者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去限期完成任务，而科研管理则不能用“最后期限”去要求成果的诞生，科研项目能否按期完成往往受制于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国外，因技术储备、攻关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整个项目前功尽弃的例子屡见不鲜。

研发航天飞机是大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更是不遗余力地去发展这一高技术项目。但航天飞机并非十全十美，其发射卫星的成本偏高于火箭发射卫星的成本、其检修的费用十分惊人。另外，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爆炸进一步暴露了航天飞机的缺点。于是，航天专家们试图研制新的航天飞机，美国、英国和德国等曾热衷于研制一种可以像普通飞机一样起降的航天飞机。其中，欧洲的“海尔梅斯”航天飞机项目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但遗憾的是`海尔梅斯'因总体方案不能适应任务要求，性能下降，重量超重，火箭运载能力不够……方案一变再变，从自主完全重复使用，演变成半自动式、部分重复使用，其功能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这就使其失去使用前景，而不得不转向与俄罗斯合作，重新进行航天飞机总体方案可行性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有些投资国不赞成“下马”，但欧洲航天部长会议最终还是决定终止这项已耗资70亿法郎、历时8年的研究项目，以避免投入更多的资金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日本新氢能计划下马的根源也在于未突破技术上的障碍。

1989年，弗莱希曼和庞斯宣布在钯阴极电解重水系统中观测到在化学层次无法理解的超额热效应，当时称为冷聚变。这一巨大发现本身和它所蕴含的能源价值在当时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冷聚变热。为此，日本通产省在1992年宣布了新氢能计划，打算在5年内投入2000万美元用于推进该项目的研究。但是，1998年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新氢能计划下马的消息，这似乎给人一种冷聚变的研究在日本遭受失败的印象。其实，下马的原因在于冷聚变的发现到不久前由于受到经费支持者的限制和异常核效应本身难以重复，使得国际社会上冷聚变研究的重心一直侧重于提高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值，研究者们企图用大的超额热效应来赢得科学界的承认和产业界的支持。

由于对内在机制缺乏认识，使得实验重复性一直得不到提高，核产物测量也未给出足以说服外人的结果。这些情况又导致整个科学界和公众舆论对冷聚变的怀疑甚至否定……氢能计划的下马和冷聚变实验取得的巨大进展表明，冷聚变作为一种获得能源的技术在目前尚未成熟。

“海尔梅斯”和新氢能项目下马表明，在现有技术水平及研究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科研项目的上马应作相应地调整——或降低该项目在技术上应达到的目标，或推迟该研究项目上马以做进一步的技术储备，或干脆主动下马。技术障碍是导致下马的主要原因之一，怎样缩小预定目标与现有研究能力之间的差距是科技管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合作伙伴中途退出导致的下马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研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国际规模，多方联合研制开发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并非所有的合作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由合作伙伴的退出而导致整个项目夭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中-欧AE-100客机项目就是由欧方中途退出而夭折的。

1998年9月，空中客车工业集团公司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国际航空工业界的关注。该消息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已达成了新型100座客机的调研工作，合作伙伴们对这种新型飞机进行了深入的可行性评估，并共同得出如下结论：“没有找到继续发展这一新机型的共同基础。”就这样，由中国、新加坡、欧洲三方历时3年谈判筹备的联合研制100座民用客机的项目就此放弃。欧方则启动了自己的100座客机——A318机型的商业立项。中国航空工业20世纪末最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就这样流产了。随着5亿元先期投资付之东流，国产喷气式客机的研制计划至少会延迟5年（该项目计划投资25亿美元）。导致AE—100项目夭折的责任完全在于欧方，欧方既不想让其先进的飞机设计、制造技术落户于中国，又要求市场价格赢利率不低于10%，并最终变卦，背弃已签订的协议。当然，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

其他原因导致的下马

除上述几种原因外，还有因环保、伦理、法律、政治等因素导致的下马。如由于环境保护者的抗议，德国政府取消一些核电项目；由于激光可引起操作手永久性致盲或闪光盲，美国陆军于1995年10月终止了激光对抗系统的研制；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昔日的对手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于1993年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总之，重大科研项目的下马的原因多种多样，表面上看，这些原因是科学研究的大敌，但辩证地看，它们又为科技管理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把握不利因素的影响，才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下马。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