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9月9日，SARS病例重现新加坡；9月19日，中国内地非典疫情监测恢复每日公报；近日多名专家发出警告：SARS有可能在今冬明春卷土重来。SARS警报的再次响起不仅表明，人类与SRAS等传染病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提醒我们在整个社会普及健康教育势在必行。为此，本刊特约采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黄建始教授。

黄建始，现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科技攻关组流行病学顾问。在美工作期间，受聘为美国联邦政府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共卫生人力开发遗传能力培训计划专家小组成员，曾任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大都市卫生局流行病部主任、首席流行病专家等职。1998年，他第一批接受美国联邦政府对120个大城市政府组织的反生物恐怖训练和准备计划：“9.11"事件后，参加了纳城可疑炭疽病的调查，并指导建立了纳城911呼救症状监测系统。

传染病与人类长期共存

传染病将与人类长期共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两者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往复，你把这个传染病征服了，下一个又来了。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类和传染病的斗争就没有完结的一天。

记者：今年的SARS流行无疑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在上半年的大面积爆发之后，现在虽说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是局部地区出现的呼吸道集体感染事件和个别疑似病例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许多人认为SARS有可能还会卷土重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黄建始（以下简称黄）：SARS是一种新出现的急性传染病，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治愈此病的特效药。

因此，不能排除再次出现SARS的可能。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即使SARS不来，其他传染病肯定还会来，新的或老的传染病将与人类长期共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两者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往复，你把这个传染病征服了，下一个又来了。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类和传染病的斗争就没有完结的一天。

记者：迄今为止，人类到底征服了多少种传染病？

黄：到目前为止，人类连一个传染病都没有真正征服。世界上唯一被消灭的传染病只有一个——那就是天花。但是，尽管天花作为一种疾病暂时没有了，可前苏联和美国都保留了天花病毒，因此，不排除天花作为一种生物恐怖的武器又重新横行于世。

记者：据说，美国在炭疽事件以后，意识到天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次生物恐怖的主角，因此大量生产天花疫苗，希望通过给每个人接种疫苗的方法来预防天花。

黄：这件事最终没有进行下去，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美国这样做会导致国家安全问题，引起全世界的军备竞赛和生物竞赛。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也无法通过接种疫苗来消灭天花。因为接种天花疫苗是为了让绝大多数人产生抗体，从而消除易感人群，达到消灭天花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类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消灭天花的，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消灭天花，除非我们能开发出一种新的对免疫力低下人群无害的疫苗，不过，目前还没有。因为70年代没有艾滋病全球流行，而现在全世界有几千万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以及成千上万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和做过化疗放疗的癌症病人，这些人的免疫力比正常人低，接种疫苗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从人性上讲，我们不可能为了消灭一种传染病而冒牺牲几千万人性命的风险。如果这群人不接种疫苗，就是易感人群。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人群，一旦出现以天花为武器的生物恐怖，很可能引起天花再次肆虐。可以说，如果现在再出现天花，人类目前是无法通过接种现有疫苗来制服它的。

记者：对人类健康而言，像SARS和天花这类急性、烈性传染病是不是比一般的传染病更具危险性？

黄：我个人认为，有些疾病比烈性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更大。比如，艾滋病对人类健康构成的威胁就远大于SARS。由于艾滋病的侵袭，非洲有些地区的人均寿命从60多岁陡然跌至30多岁。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最大的生产力就是25岁到60岁之间这批人，如果这批人得病了，消失了，这个国家很难保证不走向衰亡。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艾滋病可以毁灭一个国家。近几年，中国艾滋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目前已经突破100万，如果再不采取有力措施，估计到2010年，艾滋病患者将会突破1000万人，形势相当严峻。

此外，结核病的卷土重来和细菌对抗菌素的耐药性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健康卫生问题。结核病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直到上世纪40~50年代发现和应用了抗菌素和其他治疗方法，结核病才可以治愈。但是近年来，全世界的结核病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核菌对抗菌素和其他抗结核药产生了耐药性。

1997年，美国报道了一例对万古霉素（Vanconmyein）产生耐药性的病例。当时至少在全美公共卫生界，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如同宣告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因为万古霉素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抗菌素，如果它都失去疗效了，人类就相当于回到没有抗菌素的时代了。过了一两个月后，才报告那个病例是部分的万古霉素耐药性，不是完全的耐药性，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不少人稍微有点感冒喉咙痛就到医院去开抗菌素，吃一两天药觉得基本上好了就停药了，没有持续吃足一个疗程。其实，大多数感冒喉咙痛不是细菌引起的，吃抗菌素没有用。如果医生考虑具体情况建议服用抗菌素，那就要坚持服用一个疗程，即使没有症状了也要坚持吃。如果吃两天就停药，就相当于在对付病菌这个敌人时，刚把它打昏就不打了，过几天敌人再醒过来也有经验或更强壮了，你再打就打不倒它了。在中国，这种仅把细菌打昏而没打死的现象很多，我想这主要是部分医护人员和病人缺乏合理使用抗菌素的意识和知识所造成的。美国经常教育群众勿滥用抗菌素，因此在美国治感冒，医生不会轻易开抗菌素，甚至有时药也不开，就叫你回去休息。而在中国，有时病人还会抱怨医生开药开少了，其实这是一种很无知的表现，不少老百姓不知道有时不吃药比吃药更好。

健康教育投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美国前公共卫生总署署长库普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用到医疗卫生系统，但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用到公共卫生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都牵涉到公共卫生。正如我在一本书上写的标题：公共卫生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记者：这次SARS流行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全面考验，您认为我国在公共卫生建设上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

黄：今年我刚回国时，一开始觉得国内也许缺少先进的公共卫生科学技术；后来我发现国内更缺的是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最近我才意识到中国百姓最缺的是公共卫生知识。因此，对大众普及健康教育可能更为重要。这次SARS爆发时期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我国健康教育的落后状况。从专业人员到普通百姓，从领导决策者到具体执行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显示了自身公共卫生知识准备的不够。

比如说，这次我国内地SARS流行有不少医护人员受感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没有基本的传染病防护知识或对传染病危害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北京有——家大医院的院长居然要求医护人员给病人看病时不准戴口罩，据说他认为戴上口罩病人看不见医生微笑，会影响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决定。我们在科学理性和人性之间要尊重科学，学会正确对待和处理。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健康教育是教育老百姓，教育非专业人员。这次SARS危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告诉我们，医护专业人员也需要健康教育。

记者：尽管我们很多人对公共卫生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实际上对它并不了解，尤其是在SARS之前，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您能否谈谈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

黄：中国在这方面宣传的不多，很多人不知道公共卫生的概念。你问十个人什么是公共卫生，可能就会有十种回答。其实，公共卫生就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改善我们的环境卫生、教育人们关于个人卫生的知识、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并享有能够维持身体健康的生活水准。美国前公共卫生总署署长库普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在——生中的某个时候会用到医疗卫生系统，但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用到公共卫生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都牵涉到公共卫生。正如我在一本书上写的标题：公共卫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记者：搞好公共卫生最简单易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黄：做好公共卫生工作，必须形成一个良好的大气候，这就要提高大家的健康教育素质。当然，让每个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但中国有良好的宣传运作系统，我们可以利用宣传组织系统和经验来宣传健康教育，让大家都知道，公共卫生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的原则本来就以预防为主。《黄帝内经》就提到：“上医治未病”。实际上预防为主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从第一届公共卫生工作会议到现在，几十年来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完全落实。我们现在往往是今天做昨天的事，或者今天的事都忙不过来，没有人会去考虑明天后天的事。这不光是资金的问题，更多的是思维和理念的问题。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记者：公共卫生及健康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建设了，但到目前为止更多的关注还是在硬件上，对软件的投资和开发还显得力度不够。中国人有个概念，认为投资建房我至少可以看到一栋楼，但是健康教育只是发点小册子，找人谈一谈，我什么都看不到得不到。现在人们提得最多的是最好每个县市都要建一座CDC（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配备多少先进的硬件，建大型的传染病院等等。我个人意见是，新建传染病院一定要慎重。为什么？因为明年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SARS流行，即便有，也不可能像今年这样厉害。如果再建一所，保守估计一所500张床位的医院光工资和维持费每年就要两千来万，这样很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对专业人员和人才的培训，国内也开始注意了。卫生部人事司正在策划怎样培训干部，从领导干部开始，怎样培训他们的公共卫生意识，怎样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目前教育部也在组织专家编写普通高校非公共卫生专业的公共卫生选修课教材，但是在健康教育方面投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中国有很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动员组织社会宣传方面可以做得很经济。有研究证明，政府只要每年为每人花2元钱用于健康教育，就可以把我国艾滋病的感染率降低很多。每人两元的概念，就是中国有26亿元资金可用在健康教育上，而目前在健康教育上的投入远小于这个数目。

控制传染病、防止伪科学的强大武器

实质上，这次我国最终战胜SARS并不是靠疫苗、特效药或者消毒剂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靠防治传染病的传统流行病学方法；靠教育群众，正确认识SARS的传染规律和危害；靠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并加强对易感人群的隔离等。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传染病的危险性，主动地保护好自己、主动地切断传染源。

记者：刚才您指出了中国在健康教育上的不足和潜在的一些问题，是否能从正面谈谈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

黄：首先，我认为健康教育是控制传染病的强大武器。

一位教授在一次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论坛上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我们现在对付传染病往往希望依靠疫苗和特效药，但这其实不是科学，而是技术。科学是经过确证的知识体系，又是获取这种知识的理性的思想方法和社会活动。实质上，这次我国最终战胜SARS并不是靠疫苗、特效药或者消毒剂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靠防治传染病的传统流行病学方法；靠教育群众，正确认识SARS的传染规律和危害；靠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并加强对易感人群的隔离等。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传染病的危险性，主动地保护好自己、主动地切断传染源。这次北京“五一”放假，许多百姓都待在家里，这就相当于自我隔离，通过这种自我隔离实际上无形中切断了传播途径，也无形中减少了易感人群。就是这种最传统的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知识让我们战胜了SARS。

其次，健康教育是防止伪科学的有效措施。

比如，谁都知道疫苗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制出来的，而今年五月，国内有一些科研单位声称研制出了SARS的候选疫苗，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现在回头来看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当然一个科学家有不同看法，觉得自己很有实力，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水平，这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媒体有一点关于这方面的基本常识，就不会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了。

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有不少违背科学的东西。包括“非典”这个名词，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在SARS期间，有媒体报道：“中国50年代医书曾记载非典症状"，说的是陕西省渭南某县一个医疗站的站长发现50年代出版的《针灸医案集要》一书记载了“非典型肺炎”症状和治疗过程，该书第一章第六节的标题就是“非典型肺炎"。该县卫生局副局长告诉记者，该书对防治目前的非典有何价值要等专家确定以后才知道。居然媒体、卫生局副局长这些人都出现这样的错误。其实非典是一种常见疾病，很好治。而SARS是一种新的疾病，传染性非常强，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效药的，这就是为什么衣原体和病毒的争论这么重要。如果是衣原体就很好治，如果是新病毒就没药治。如果很好治，大家都会掉以轻心；如果没药治，大家都会提高警惕。

当然，“非典”作为SARS的同义词现在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很难再纠正过来。原来钟南山院士用“原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是说得通的，因为那时的确没有找到原因，但知道是冠状病毒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后来卫生部把它改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也，不全对，因为其他几种非典型肺炎也有传染性。

美国人是怎样进行健康教育的？

记者：您在美国从事了多年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工作，能否谈谈美国的健康教育和疾病控制相结合的典型事例？

黄：那是在1997年底，我到纳什维尔担任卫生局流行病部主任，当时卫生局主管传染病的卫生官员告诉我说，纳什维尔可能有梅毒流行，但没有确切的数据，希望我能调查核实一下。于是，我就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对梅毒疫情进行了详尽的数据统计和情况分析。然后我把调查报告交给了卫生局负责健康教育的部门，他们拿去经过消化讨论以后，立即采取行动。邀请全市社会各界有影响的100多名知名人士召开了一个梅毒流行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当我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这里有梅毒爆发时，大家开始都不相信。认为我们这里是全国的Bible-belt（圣经带），怎么可能有梅毒发生？也就是说当地宗教意识浓厚，不可能发生梅毒这种“脏病”。但美国人相信数据。我在会上演示了很多数据和图表，比如梅毒爆发前和爆发后的得病人数，患病男女比例，白人黑人比例是多少，全市各地区的患病人数等等，各种各样翔实具体的数据都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他们就相信了，马上就行动起来。到学校、教会、街上等各种场合，通过标语、展览、电视广播广告等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比如在等公共汽车的椅子上就写着：“你有性病吗？你能确定你没有吗？请拨电话......”这种宣传模式很有效。告诉人们传染病的真实情况，对人们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我在那里的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时，每年给入学新生上课时都会问同学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梅毒爆发？”第一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第二年就有一半学生举手了，第三年所有新生都知道了，到第四年当地的梅毒患病率已经从全美大城市的第1名下降到第9名。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可。美国公共卫生总署署长和联邦CDC的主任都到纳市卫生局，召开发动全美根除梅毒运动的大会。

我想这应该是流行病学和健康教育结合的成功例子。因为流行病学和健康教育的成功结合，联邦政府将纳什维尔作为全美根除梅毒运动三个样板示范点之一。纳什维尔开展健康教育的队伍叫社区行动队（Community action team），他们主要通过健康教育手段动员社会，参与控制传染病。但这不是唯一手段，还有其他措施。比如我做的那个研究第一部分是描述性的流行病学，对发病人群进行统计和流行病学分析。第二部分就是调查为什么会发生梅毒流行。通过对五年来得传染性梅毒的病人的情况调查分析发现，其中有70%的人进过拘留所，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说明拘留所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源集散地。卫生局获知这个信息之后与有关部门合作在拘留所设了一个检查站，为每一个进拘留所的人员提供梅毒检验，查出来是梅毒就及时给予治疗并追踪其性伴侣。查出一个人就可以预防许多人得病，这样就把主要传染源切断了。

[本刊记者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