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麦克斯•普朗克

麦克斯•普朗克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由于创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量子论，而荣膺了1918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精神之父”。

普朗克早期主要埋头于热力学的研究。1878年，在他提交给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些新思想。但在当时，他的教授们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并热情支持他论文中的新观点。物理学界的老前辈更，是对普朗克的新思想毫无兴趣，就连他的导师——因独立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而蜚声科坛的赫尔姆霍茨尽管当时正在研究这个课题，但他对学生普朗克的论文也不以为然，甚至极力抵制。后来，普朗克在自传中如此写道：“这种经历， 给了我一个了解新事实——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机会。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 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普朗克的这段名言，经常在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传诵，并被戏称为“普朗克原理”。

“普朗克原理”告诉了我们科学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普遍现象：当一位科学家取得了一项惊世骇俗的科学成果后，他的研究工作还不能算是真正结束了，他还需努力争：取科学界和社会的认同。这同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有的科学家为此苦等数年，有的甚至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

例如，1826 年挪威青年数学家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冥思苦想却仍未解决的难题。他将研究论文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院秘书、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粗粗看了引言，便随手交给了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由于柯西的忽视竟不知把稿件扔在了哪里，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拖延了12年之久。

无独有偶，1829 年底，年仅18岁的法国青年学生伽罗华在数学家们都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异峰突起、独树一帜，创立了“数学群论”。这是一种深刻地处理问题的现代数学方法理论。但当伽罗华将其研究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时，傅立叶和柯西却把这篇极重要的论文给遗失了。1831 年，伽罗华再次将其论文交给数学家泊松，却被这位数学大师以“完全不能理解”的判决否定了这项伟大的发现。直到1846年，伽罗华一系列论文才得以陆续发表。遗憾的是，此时伽罗华已长眠地下14年了，同样，德国青年数学教师康托尔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痛惜。19世纪末，康托尔在悉心研究微积分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时，着手创立了崭新的集合论，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无穷数量关系组成的新奇世界。但是，集合论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当时一批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猛烈进攻。首当其冲，攻击得最为激烈、也最为长久的却是康托尔的导师一一比他年长22岁的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认为，康托尔关于集合论的研究工作简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在许多场合下，用各种刻薄的语言，对康托尔冷嘲热讽达10年之久。康托尔生性神经过敏，容易激动，经受不住克隆尼克等人连续粗暴的围攻，精神渐渐崩溃了。终于在40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整日极度沮丧，惶惶不安，最终在精神病院默默死去。英国科学史家贝尔在回顾这段令人痛惜的往事时说，克隆尼克认为集合论的出现是一种数学疯病，然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并不是集合论而是康托尔。克隆尼克的攻击实际上打垮了这一理论的创造者……以上我们仅仅列举了数学史上的几个案例，其实，类似的事例在科学史上俯首即拾。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等等，在科学界都曾遭遇过长时间的冷遇和抗拒。新的科学理论确实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有时直至最后几个反对者的全部死亡，才会真正在科学界站稳脚跟。

“普朗克原理”就其实质而言，指出了在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年龄因素所起的作用。尽管也有人认为“普朗克原理”过分夸大反映了科学家年龄因素对接受新科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科学史上不胜枚举的事实说明这种年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在现实的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科学家的年龄往往比靠理论和事实的说服更能左右人们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新的发现、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

一般说来，知识和经验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对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的接受能力在到达一定年龄阶段后，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论中，试图用“规范”的转换来解释此类历史现象。他认为，老一辈科学家信守常态科学时期传统的旧规范，因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容易囿于先入为主的成见，表现出对新规范的反抗性，对新理论的排他性。这是科学研究本身固有的标志。新规范大多由青年一代带入世界，青年人对新规范的热情信仰，执着追求和积极奉行，这对于新规范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新规范推进到能产生和增加精确而实际的论据，使新规范显示出比旧规范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说服大多数科学家。因此，新规范的胜利必须依靠青年一代。正如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结尾时所说：“我根本不期望使有经验的博物学家们信服，他们的脑子已经装满了一大堆长期以来从与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去肴的事实。……但我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年轻的新兴的博物学家，他们将能没有偏见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达尔文的这段肺腑之言与“普朗克原理”有不谋而合之处。当年英国生理学家哈维说他最初提出血液循环学说时，没有一个40岁以上的人接受它，看来也决不是偶然的。

“普朗克原理”具有某种普适性和永恒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要使所有已经受旧规范支配、形成了固定观念的科学家突破旧框架和对旧理论持批评态度，并公平地对待那些怀疑旧理论、创建新理论的青年科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看来是一位勇于突破、敢于创新、年轻有为的科学革命闯将，到了明天或许就是一个顽固呆滞地维持现有规范、拒绝新生事物的思想保守者，包括普朗克本人也是如此。尽管他在物理学风起云涌的世纪之交，勇敢地提出了量子论，但是他后来的思想却是保守的，他总是千方百计将量子论纳入传统物理学的轨道。在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蓬蓬勃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普朗克作为量子力学的先驱却大大落伍了。他属于只承认青年一代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但拒不接受青年人在其理论基础上总结出任何东西的那种老一辈物理学家。

“普朗克原理”不仅只存在于自然科学界，同样地存在于哲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或许有时候还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从总体上看，思想僵化现象不可能在历史上绝迹。

“普朗克原理”说明年龄造成了科学家在接受新事物时的差别，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年龄因素在科学成果的同行评议和社会承认方面的另外一种作用。不可否认，年事较高的科学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具备对事物深刻的理解力，他们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在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面前，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提出种种疑问，不致被一些时髦而肤浅的思想所淹没。因此，老一代科学家对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的抗变力，常常能成为一种保证科学健康发展的稳定因素。

“普朗克原理”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年龄因素在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清楚地自知人类心理和思维中轻信权威、囿于传统的弱点。科学界和社会在严格制订和坚持科学成果评议标准的同时，还应该制订和采取一系列与之相应切实有效的措施。而对于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来说（无论是老一代科学家还是新一代科学家），都应该具备既不轻易摈弃传统，又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两方面的性格，并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