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角色

爱因斯坦和玻尔式的科学工作者在年轻时为圆诺贝尔奖之梦而创造性地忘我工作着。由于1968年之前尚无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与我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可能不会有此工作动因。

1970年12月的一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博学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接见了我们。他用不同的语言，分别同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作了交谈。尔后，在现场的演讲过程中，我已自身的经历回答了人们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获得诺贝尔奖？我首先强调了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在著名高校里结识优秀的导师和杰出的同时代名人，以及拥有数名得意门生的意义。最后，我则强调不可或缺的“幸运”结束了演讲。

上述最后一点关于“幸运”的通俗说词，重点在于强调了“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这一问题。马克思 · 普朗克偶然发现的量子物理，为玻尔和玻恩、海森堡和施罗丁格尔，以及爱因斯坦和德布罗意、狄拉克和费曼带来了机会。一方面这给19世纪90年代漫无目标的物理学家们的工作带来了转机，另一方面，它也确实在特定的学术活跃时代“碰巧”发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种好运（所有更多的荣誉应归功于费米或兰道，他们的研究分别开始于意大利或前苏联）。从神学转至经济学研究后，幸运之星在几年内又降临于芝加哥大学、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年轻人的头上。当然，诚如巴斯德所言：“幸运之果结在有准备的头脑里”，这一点，理应补加自不待言。

对于“幸运”的内涵，我需要补加一个很不同的方面。当A获得一种难得的奖励时，通常不可避免地就有一个B被埋没掉，尽管他具有同等的成就并有同等的获奖希望。科学和学识造就了名家群体，奖励是必不可少的。就其本质而言，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他们中潜在的获奖者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天赋并不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成就群体里：如牛顿、达尔文等。而另一些人，或者说同样是牛顿、达尔文等，因所处的年代不同，命运就会殊异，谁能说他们是无能之辈？

为什么威拉德 · 吉布斯没有进入受敬之列？这是死神的提前介入所致。为什么（获奖者）是马可尼而非路德维格 · 赫兹？因为海因里希 · 赫兹与摩西一样，无法活着实现其抱负。糖尿病是一种恶疾，它却于1923年将获诺贝尔奖的机遇给了班廷和麦克劳德，原因是他们研制出了胰岛素。公平吗？班廷并不这样认为，他坚持将他分得的一半奖金与其实验室合作伙伴贝斯特分享。科学史学家已然得出了结论：至少有四位科学家是研制胰岛素取得突破的关键人物：班廷、贝斯特、麦克劳德和奥塔里奥。从后续的业绩看，贝斯特是其中最富成就者。

就像运气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它也可以决定该奖项是迟来还是早到。你也许会说，最终只要获得应得的奖这不足够了吗？事实上，人们往往不那样想。从史实看，甚至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于1900年和1905年取得成就之后的很久一段时间内，也未享受应得的荣誉。一位著名的学者私下抱怨说，瑞典的“政治挂帅”延迟了他应得的奖励。在另一次，A和B曾经共享一个奖，评审员们可能认为对每一个人都欠公平；按照我的揣测，这并非因为缺乏对B之业绩的认可，而是一些投票者吝于将足够的票投给A。这类事情可能会成为写小说的动因，而现实的生活也往往会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一本小说里，对X的卓越贡献本应认可的事，可能会延迟至评委会确信两者之间的B已升天为止。易卜生作品里的角色们明白：这类事情绝不会在学术界里发生。

重要的发现往往来自团队的协作。有时名列第二的参研者把所有荣誉皆归于领队并视为命运不济。有一年，物理学家阿尔瓦罗兹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后，用奖金购置了伯克利实验用设备运回了伯克利实验室，整整装了一汽车。而另一位伯克利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则坦诚、谦逊地告诉媒体：“实验室给了我这个机会，是因为我幸运地第一个进行了科研尝试”。科研是一项许多选手参加的比赛，参与人数远多于获奖者。

获奖的效应

我对获奖后以及其他获奖者其后事业的影响进行了思考。显然，诺贝尔的初衷并未实现：他似乎以为每一次获得奖励的都是此前几年工作最杰出者，并希望奖金能够资助年轻获奖者其后的研究工作。从世俗的观点看，现实与诺贝尔的愿望恰恰相悖。获奖者得到奖励并受到奉承后，就沦变为自负、孤傲的思想贫乏者。更有甚者，他们蜕变成了唯我正确的空谈家。对着全世界喋喋不休地演讲所谓的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坐在圆桌旁，他自信举座皆应唯其马首是瞻。（由于对1969-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情况了解较多，因此我将在后面说一下他们获奖后情况的差异）。由于获奖并非在事业的起点或转折点上实现的，故我们应在合宜年龄的基础上，估计一下其前后的研究开发能力。像牛顿，一经发现了力学体系，其后的10年就难再有新的突破。

我的一位相熟的生物学家，认为他获诺贝尔奖那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作为一名湿法实验室工作者，他对媒体的采访和牛皮大话厌恶至极。而我认识的其他部分获奖者，则沉醉于这一荣耀之中，利用媒体极力炫耀他们的成就。

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将其离婚归罪于诺贝尔奖，但该物理学家对此并未表态。据载，爱因斯坦许诺他的第一任妻子可获得他未来的奖金——这并非狂妄和厚颜，而是科学家充分自信的体现。更多近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被迫将刚刚（并非一年后）获得的百万美元奖金分出一半给其前妻。当媒体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达观地答道：“交易而已”。一位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曾向我透露，他的获奖实际上等量地扩大了他其后每年的学术薪金。通过对获奖后所发表的论文进行大概的梳理，我认为，在40%以上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大约近半者的事业几近死亡。此为概略估计，再进一步精确的定量估测很难做到。

所有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知道，就像匈奴之于罗马帝国一样，要融入其他的领域才行。大脑的研究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领域，但迄今尚无革命性的突破。物理学家们（如德尔布鲁克、克里克、吉尔伯特）似乎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得心应手，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其中吉尔伯特系化学奖）。

我不晓得，反过来从遗传学到物理学的研究是否也会成果倍出、大获成功？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自1970年获奖后，周日就放松了我在数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的兴趣亦减。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经验，但不是一条特别谦虚的经验。

结论性反思

是的，获诺贝尔奖后的生活的确是生死攸关的。但这并不能对如下问题给出决定性的回答：“奖金和奖牌是好东西吗”？答案是不置可否：即一个“无法证实的苏格兰判决”。

保罗·萨缪尔森与他的著作《经济学》

应获而未获奖的芸芸众生快活吗？10月对绝大多数为诺贝尔奖奋斗的人来说可能是黑色的：很多人为之奋斗，入选者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为科学、知识和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研究人员，又远远多于仅为获诺贝尔奖而奋斗的人数。一个平等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更加安宁平和的社会。因为，无论你是怎样获得的，你的获得并非与你的努力程度和能力相吻合。为反对这一观点，人们一定会考虑在现实达尔文主义和过去的文化条件影响下人类的进化情况。或许是人类的进步在减缓？在更加平等和递次进步之间没有某些现实的折衷方案吗？

我的题目始于问题，最后也终于问题。

本文作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