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陈竺院士撰文建议——
“中国的NIH（国立健康研究院）计划”，是中国生物医学界为解决在抗击SARS过程中凸显的中国医学科研体制的缺陷而向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我本人也是倡议者之一。最近，国内外一些关心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科学家，其中有美国巴尔的摩（Baltimore）、赫维兹（Horvitz）、穆拉德（Murad）、夏普（Sharp）和威塞尔（Wiesel）博士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吴瑞、饶毅博士等不少华裔生物学家，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在此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建立“中国的NIH”，以及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NIH”目前还是称为“中国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机制”较合适。
中国急需建立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机制
20多年来中国科技改革和科技发展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中国科技体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即“五个统筹”，强调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其中也包含了对科技体制改革所提出的方向，即在重视科技对经济贡献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健康和环境等公益性领域的支持。我国在健康科学领域内的改革严重滞后，其存在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尤其是2003年春季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尽管中国的医护人员和科学家们在对抗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出了应有的职业道德和求实精神，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很遗憾，我们没能做得更好。作为亲身经历中国对抗SARS的科学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体系存在着以下弊病：
1.政府投入不足，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所占比重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资助强度虽然有所加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根据国家科技部公布的数据，2000年中国卫生相关领域（不包括生物学）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仅为总研究和开发经费的1.3%，约为12亿元人民币（合1.46亿美元）；当年中国政府对生物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三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仅为6亿元人民币；中国科学院内部对生物医学方面的投入约1.5～2亿元人民币。由于国家对医疗卫生相关研究和开发投入长期不足，中国卫生科研部门的研究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CDC，其前身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多年来因经费拮据，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国立健康研究院（NIH）一个单位的拨款即为171亿美元，其中对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就达到101亿美元。中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的投入严重不足，很难满足发展中的13亿人口大国对疾病控制和预防的需求，更不要说对促进世界健康科学的进步，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做出较大的贡献。
2.缺乏专门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制和鼓励优秀科学家开展探索性研究的体制
目前，中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主要有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三个主要渠道，另外还有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军队下属的一些医学研究机构。问题在于，中国至今尚没有一个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的国家统一规划和资助机制，故分散、重复和关键领域的空白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固定拨款严重不足，科研经费主要以项目、课题形式资助，缺乏根据科学家已有的成就给予足够的经费开展自由探索的资助方式。由于申请科研项目大都以短期资助为主，再加上僧多粥少，竞争十分激烈，因而，大部分科学家必须把相当多的精力花费在填报各种申请书、报表上，疲于申请和交帐，实际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大打折扣，客观上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此外，中国政府的多数科研课题经费，从规划到具体实施都由政府部门一手操办，而不是由独立的学术机构承办；像生物医学这么广泛的学科，通常只有数名项目官员负责组织项目评审，这在发达国家是很难想象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公共卫生需求对生物医学研究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却没有足够的政府投入和专门的资助渠道和机制。
3.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
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与医学临床的脱节是很严重的。中国科学院一直是我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主力，尤其是位于上海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但是以往缺乏与临床的天然联系。3年前，中科院在上海建立了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作的临床医学中心，才使局面有了改观。我国医学教育的地位不高，长期的“理、工、医、农”或“理、工、农、医”排列，使医学院校的科研与综合性大学相形见拙，且与最著名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相隔离。高教系统最近几年通过院校合并，一些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复旦等，已有了自己的医学院和附属临床医院，相信这将有助于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但由于旧体制遗留的惯性，新成立的生物医学科研和教学构架目前仍处于磨合阶段，要充分发挥其优势，仍需假以时日。
中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与临床严重脱节的问题在SARS爆发期间已暴露无遗。SARS最早发生于中国，大陆的发病人数也最多，但SARS病原体的确认，却由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首先完成。其中的原因除了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外，中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在体制上缺乏与临床的天然联系也是一个重大缺陷。有相当一段时间，像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卫生系统以外的单位，有心开展SARS的研究却拿不到临床样本，耽误了宝贵的时间。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体系进行了研究和学习，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历史悠久的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1887年海军的一个细菌学实验室，壮大为今天拥有27个研究所和中心的世界级研究院，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拨款已超过300亿美元。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人类遗传学部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成立于1913年，其主要经费来源也来自国会拨款，2002～2003年度的经费额达到4.3亿英镑。MRC除了三个主要研究机构外，另有35个较小的研究单元和一些研究中心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学中。MRC与NIH的使命类似，同样也负责资助英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具有完善的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竞争性经费资助机制。
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ERM）在全国有366个研究单元，大部分位于大学和医学院中，此外在德国和英国各有一个联合实验室。2002年INSERM的经费额达到4.45亿欧元，主要也来自政府拨款。INSERM通过合作（Partnership）方式与国内外的大学建立紧密的联系，并通过项目和合同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为全国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技术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以确保INSERM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的NIH、英国的MRC和法国的INSERM其共同点是：都负责管理本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的R＆D经费，是各自国家资助生物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三个机构都十分强调经费分配过程中同行评议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除了资助机构本身的科研工作外，都有一套完备的资助机构和科研工作的课题评审机制；三个机构都十分注重让科学家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主导科研活动；同时，还十分注重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成果向医学临床实践的转化，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上述三个机构在提高各自国家以致世界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到核酸酶的应用和首次成功的基因治疗等一系列辉煌成就，标志着这三个机构在国际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认为，这三个机构的成功经验有三条：一是政府的有力支持，二是完备的同行评议制度和体系，三是有利于基础研究和临床结合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议中国政府建立类似NIH、INSERM或MRC的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模式的理由。
中国开展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有利条件
人们在谈论中国医学研究存在的弊病时，往往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中国开展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有利因素。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有着发展现代生物医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氛围。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拥有8亿农村人口和5亿左右的城市居民，城乡以及东西南北各地的生活习惯、气候环境和卫生条件都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我国的疾病谱同时具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这对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边远地区有许多保存完好的隔离人群。这不仅是我国生物医学研究的宝贵资源，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将为促进人类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二，中国拥有开展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国民众传统上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有着很强的吸纳性和包容度，也不存在任何阻碍科技发展的偏激势力。在对待转基因食品、干细胞研究等敏感问题上，中国民众表现出难能的理性和宽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关心科研伦理道德问题，事实上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医学研究的管理条例，努力按照人类共同的伦理标准规范和管理生物医学相关研究。中国的生物医学界应该在自尊自律的前提下，借助宽松的社会氛围，努力开展探索性研究，力争为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由于实行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发展战略，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目前，中国男女平均的期望寿命由1950年的35岁增加到2000年的71.4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增加了1倍多，这已超过了国际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美国平均期望寿命69.3岁。
第四，在与疾病的抗争过程中，中国已培养了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医疗卫生队伍，他们高度的敬业和献身精神在最近抗击SARS的过程中再次得到验证。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0多万人赴国外留学、进修，其中从事生物医学的有将近三分之一。这些人中目前已有17万多回国工作，而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科研条件不断改善，留学人员的回流有继续加强的趋势。我相信，中国高水平生物医学研究队伍将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这将是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一个有利的决定性条件。
第五，中国以整体观为基础的传统中医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系统生物学的带动下，以分析和还原论为特征的西方医学近年来正出现向系统整合生物医学发展的趋势。毫无疑问，目前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加强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时机。充分发挥中医理论在哲学思辨方面的传统优势和5000多年的经验积累，有效运用西医和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和技术手段，并使两者不断融会贯通，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生物医学研究行之有效的途径，必将为中国和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最后，中国政府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这说明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更科学、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经济发展，在继续努力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将更为关注人民健康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国生物医学界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协助政府建立和完善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机制，努力为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实际贡献。众所周知，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联邦政府对生物医学研究的长期有力支持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对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不应该看作社会的消费性支出，而应看成是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之一。
对建立中国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机制的一些设想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科研体系的现状，我们觉得中国拟议中的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模式在组织形式上可采用类似INSERM和MRC的欧洲模式以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同时应建立类似美国NIH的科学评议中心，实施二级评审制度。其核心是要在中国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公开、公正、透明的经费资助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1.定位
拟议建立的中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建立的公益性生物医学研究基地，其使命是组织、领导和资助全国的科学家广泛开展生物医学研究，促进、提高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创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着眼于提高未来10～20年中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2.管理与协调
研究院的建设是政府行为，中央政府应在有关战略、政策、规划、支撑条件和环境方面加强统筹管理和协调。鉴于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生命科学研究与医学研究、临床实践相隔离的条块分割局面，加强政府部门的管理和协调尤为重要。
国家科技部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职能部门，应作为生物医学研究基地建设的主管部门和协调管理部门，联合国家卫生部等有关职能部门，加强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系，营造良好的支撑环境。
位于法国黑尔市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
3.运行机制
研究院采用现代科研管理模式，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研究院将设三大板块，即决策管理机构、学术评价机构和科研机构：
（1）决策、管理机构：由专家决策系统和院长办公室两部分组成。专家决策系统由学术委员会、伦理道德委员会、战略政策研究委员会等院级专家委员会构成；院长办公室统筹管理研究院的行政事务，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必要的下属机构；院长办公室是专家决策系统的联络和服务机构；
（2）学术评价机构：将由专门的学科专家委员会构成，配备必要的专业管理人员，组织开展对科研项目、成果和人员的同行评议；
（3）科研机构：将由两大板块组成，即基础研究部和临床研究部组成。部以下设立针对重大疾病或生物医学问题的研究单元（研究所或中心）。研究单元的负责人（所长或中心主任）应由12～15位国内外资深生物医学专家组成的"聘任委员会"公开招聘，由院长任命。每个单元一般含15～20位首席研究员（PI）领衔的研究组，以形成临界状态。
基础研究部的研究单元主要从事对我国重大健康问题和疾病的病因、发病原理、预防和治疗机理的研究。除了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国家CDC系统等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系统等已有的研究机构/群体内公开遴选外，同时向国际开放，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组建新的研究单元，以迅速提升中国的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水平。
临床研究部将在现有的医院系统中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医院，建立若干临床研究中心，着重开展重大疾病的最新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创新性研究，并针对这些重大疾病制定适合于中国人群的分类、诊断和治疗标准。
入选的研究单元和获聘的科学家将由研究院提供科研经费，资助力度应达到相当的国际水平。
4.投入规模
目前，美国用于医疗和健康事业的经费约占GDP的15%（15000亿美元），而其中联邦政府拨款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又占医疗和健康事业经费的约1/50（300亿美元）。
中国2003年GDP的总值约13000亿美元，其中仅5%用于医疗和健康事业，为650亿美元，人均费用仅50美元左右。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相应的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投入所占比例的增加，如2010年研究院的经费预算仍按当时卫生和健康事业总投入的1%计算，那就有望扩展到50～60个研究所或中心、1000位PI的规模，届时资助院外课题的经费也将达到研究院总经费的三分之二，约可资助4000个课题，这将使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上述建议目前仍处于讨论过程中，在进一步论证的基础上，拟将有关方案报送中国政府的决策机构。但有识之士多年来所倡导的理念已得到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关注，不少国立科研机构都已开始了相应的改革。
此外，通过部门和地方的联合机制率先建立了一些局部性的采用现代科研体制的新型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如由北京市、国家科技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力图打造世界级的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基地；2003年7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共同投资，以促进生物医学研究及产业化；上海市政府也正在论证建立类似机构的可行性。这些尝试都试图建立一种符合自身条件和发展潮流的现代科研模式。
以上设想反映了中国生物医学界为促进生物医学研究，提高中国人民健康水平，并力争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迫切愿望。一种新的科研模式的建立，必然需要打破原有的部门格局，具体实施时需有一定的时日和过程，我相信务实的中国政府必然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我也坚信，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生物医学研究一支新的生力军。
[本文写作得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王一煌先生、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曹京华教授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闻朝君女士的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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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模式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初创于1887年，当时是美国海军总医院的一间卫生学实验室。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其正式更名为“NIH”。二战后，美国逐渐认识到科学造福人类的重要性，支持健康研究成为公众和国会热心资助的焦点。目前，NIH已发展成为拥有27个研究所和中心的世界级研究院，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拨款超过300亿美元。
NIH的任务是探索生命本质和行为学方面的奥秘，并充分运用这些知识延长人类寿命，预防、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和残障，从极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到普通感冒均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为此，NIH不仅有下属实验室从事医学研究，还全力支持各大学、医学院校、医院等的非政府科学家及其他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并协助进行研究人员培训、促进医学信息交流。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创办于1913年，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国家机构，旨在促进医学及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改善公众的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造福国家。其基金来源于税收，每年由国会拨款，经国家工业与贸易部科学技术办公室下发。MRC主要资助医学研究项目，在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创办研究中心。
MRC确定资助对象主要考虑研究项目是否出色，对健康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而MRC自身通常并不预先制定特别的研究项目。所有申请项目都要经过英国国内外科学研究的核心专家和外审专家的严格审核才能通过。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成立于1964年，是一个从事医学和人体健康研究的政府科研机构。该院在全国有366个研究单元，大部分位于大学和医学院中，2002年INSERM的经费额达到4.45亿欧元，主要来自政府拨款。INSERM通过合作方式与国内外的大学建立紧密的联系，并通过项目和合同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为全国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技术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以确保INSERM的国际竞争力。
INSERM的主要职责是：认识和了解人类的机体、心理和社会构成，以及这些因素变化时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事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研究；通过各种研究，发现和评价有关疾病的预防、治疗，消除疾病影响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的各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