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手艺吃饭的人，比畏惧苍天的宗教家更伟大：比起知识渊博、擅长学问研究的拉比，靠双手养活自己的人更伟大。

——摘自犹太商人的创业圣经《塔木德》

知识分子是国内对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一群人的习惯称呼，并同时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良心”或“脊梁”。长期以来，后者可能也认同这种社会定位而感觉良好。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群人变得连生存都不容易时，做一个能自我生存并可以养家糊口的人要远比作什么“知识分子”和“精英”好得多。因为精英当不得饭吃，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生存的困窘

知识分子（精英）陷入困境是由最近一系列报道披露的。这些报道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知识分子比平常人少活10~20岁。比如，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到现在的53、54岁，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的75.85岁平均寿命少了20岁。二是在知识分子占有绝大多数的事业单位，拥有国家的大部分资源，但却只有极少的产出，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只能靠政府的拨款生存。

这两件事虽然不同，但都意味着精英们的生存能力和生活状况很成问题，让特别注意脸面的精英们很是丢脸面和汗颜。

为什么精英们会早逝，人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比如，说是累死的，也有说是为了事业而拼搏造成的，还有的说是缺乏人文教育中的体育竞技精神，不懂得怎样在人生的竞技和竞争中如何与对手、裁判、市场和他人相处，等等。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不过正如有人质疑，知识分子的早逝无法用常识来加以解答。因为，和民工比，不能说他们活得太累；和下岗工人比，不能说他们压力太大；和8亿农民相比，他们几乎是养尊处优。

这些分析没有错，但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活得并不容易，其内心的甘苦真的欲说还休。概括起来，只能说在整个社会的生存之道开始和已经转换之时，一些或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存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显得落伍和老化，他们缺乏适应市场的生存技能，生存空间已逐渐缩小。由于不能适应市场，只能耗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作为代价。而这仅仅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警钟和信号，如果再不适应市场机制，知识分子面临的就不仅是健康和折寿的问题，弄不好很可能会在市场经济中遭到淘汰。

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他人和社会认同，并自我认同的一种心理是，被称之为“精英”和社会的“良心”或“脊梁”。这种认同造成两种效应。一是要拼命做出点什么东西来才对得起“精英”或“脊梁”的认同感与知遇之恩。实际上，既然是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他们并非不懂得自我保健。但由于要拼命出成果，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而造成“过劳死”，甚至在病入膏肓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或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某某课题或项目。

精英认同的第二个效应则大相径庭，既然是精英，就用不着为生存担心，自有社会或他人“买单”。而在整个社会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还固守着精英的认同而不愿放下面子去做能使自己生存下来的事。如同孔乙己，再穷也不能穿短衫，而要穿长衫。面对下岗和就业的竞争也就“死要面子活受罪”，难以找到和接受其他的职业。同时还会有“怨妇”心理，认为是社会不再需要精英或抛弃精英了。其心理和生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生存模式受到挑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模式早就开始改变，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就业模式和生存思维却还在过去的轨道上滑行，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或调整太慢，以使自己的心态适应这种必然的改变，因而知识分子感到就业和生存分外巨大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比如过去的士大夫传统的生存方式是，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此后，知识分子就一直沿袭这一生存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换成了把自己的文武艺售予了计划经济。如今，当这千百年来的生存模式不得不改变时，知识分子一是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二是难以从市场经济中找到看中自己手艺的买家，或难以主动找到自己独立的生存模式，于是陷入生存危机中。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很深层的原因。比如，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还生活在计划体制中吃着大锅饭，自己想有所作为或适应市场也无法动身。其次，过去为适应计划经济而学成的技艺如今已成了屠龙之技，当明白过来自己的生存需要适应生活和市场的“屠猪之技”时，已到“人过中年不学艺”的困难境地。当市场不需要他们的屠龙之技时，虽然一时半会儿还可以在原有的大锅饭状态下勉强熬下去，但必然陷入巨大的压力之中，造成生命和健康的透支。另一方面，由于身不由己生活在计划体制中，就必然要接受体制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必然会使相当多的人感到巨大压力。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14个地区168所中学的2292名教师抽样检测，发现有52.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分析的结果是，这种普遍感到的压力大多源于评价机制，后者又是决定他们是否保有自己饭碗的根据。

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况和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苦苦挣扎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些基本状况中得到生动反映，也同时说明知识分子不得不做脱胎换骨的改变了。

名不符实的脊梁

知识分子大量地聚集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教、科、文、卫，以及新闻出版、体育、环境监测、城市建设、劳动就业以及一些机关的附属机构和法律服务所等。在这个庞大的体制内，有130多万个单位，从业者2900多万，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汇集在其中。这个系统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这个拥有60%的人才，1/3的国有资产，国家预算开支的1/3的系统，每年对社会的贡献才占GDP的5%~10%（2001年教、科、文、卫四大行业的GDP占5.1%），与企业的贡献率（当然主要是私企）相差太大。

虽然事业单位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的计算和认定比较复杂，而且有间接效应在里面，但对于生活在事业单位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许会为这种粗略估计的对社会的“不作为”状况而感到汗颜，按这样的结果，知识分子就不仅不是精英和脊梁，而只是靠他人养活（政府拨款）的懒汉。比如相当数量的人吃的是大锅饭，想有作为又施展：不开手脚。但可以庆幸的是，不仅决策部门，连知识分子自身早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系统，不仅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意味着无论是谁，包括知识分子，因循守旧、终生依赖政府、吃大锅饭的恶习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既然计划体制无法提供给个人以极大的自由发展，因而也不可能刺激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如果一旦让事业单位全面进入市场经济，这个系统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做好了准备吗？

也许，比尔 · 盖茨的神话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远了一些，但新生一代的“知道分子”已经作好了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游泳的充分准备。28岁的陈声贵在赴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攻读博士仅四个月后就放弃学业回国，在秦岭开始创业，创办了宝鸡秦岭特种动物驯养繁殖场，专养野猪。野猪与家猪交配后的新品种特种猪，肉质香醇鲜嫩、脂肪低，是稀少的健康肉类。

那么传统知识分子能不能像陈声贵这样的知识分子以最快的速度让生存观念和技能都适应市场经济，养活自己和家人，这远比作概念上的精英要重要和现实得多。正如犹太人的观念，比起知识渊博、擅长学问研究的拉比，靠双手养活自己的人更伟大。如果不能生存或难以生存，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至少不能说是“精英”或“脊梁”。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能否自食其力。如果只能在计划体制的大锅饭中靠他人的资助和施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才能生存，就不值得尊敬。

所以，现在的“知道分子”首要的角色不是做什么精英、良心和脊梁，而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当你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时，才会有健康的生活和较长的寿命。调查表明，自由和个体职业者，以及一切能主动发挥自己兴趣及能力的工作者寿命往往长于那些被控制的被动职业者。要做自由和自食其力的工作者，只有市场经济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因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是允许成千上万的人面对价格自由地做出个人的决定，实现劳动、资本和人才等的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