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为克里克，右为沃森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莱斯利 · 奥格尔（Leslie E. Orgel）有幸被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及其合作者所接受，作为一名观察员和偶尔的口头贡献者参与到他们了解DNA复制、蛋白质合成以及经典分子生物学其他方面的努力中。弗朗西斯因此和奥格尔成为了好朋友，而奥格尔从此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在英国剑桥以及后来在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工作时的研究思路和发现过程。弗朗西斯 · 克里克是以顾问的身份加入索尔克研究所，一直到1977年才成为正式的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生命的尽头。

奥格尔认为，他不打算总结克里克的科学成就，因为那是科学史家的任务。而他感兴趣的是克里克所发表的那些关于螺旋结构的衍射、盘旋的卷曲、接合器假说、摇摆配对、三字母密码、胶原的结构、“RNA界"预言的文章，当然包括那两篇引发了随后数千篇论文发表的关于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短文。科学上的成功可能依赖许多因素，如想象力、智力、实验技巧、坚韧，当然了，还有运气。但是克里克对结构和分子生物学所作的一系列重大贡献已经把运气排除在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外了。

如果不是运气光顾，那么又是什么促成了克里克的卓越成就呢？是他在结构和生物学上的智力和超乎寻常的直觉，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传奇。每次看克里克工作，奥格尔总是惊讶于他能把身边一套离散、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事件在脑中迅速排序。他似乎本能地知道哪些事实他应该认真对待而哪些他可以忽略。他经常告诫大家，不要因为一些矛盾的事实就抛弃一个好的理论这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但对克里克这确实奏效。

奥格尔从来没见过克里克自吹自擂。他在公共辩论中总是很自信，而且，在他事业之初有时他会很武断，但是，他从不凭借名气或权威来推广他的观点。克里克没有兴趣成为科学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但他非常乐意花时间提出有益的建议。索尔克研究所就非常得益于他的许多建议。

克里克并不喜欢忍受愚笨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会有点残酷地解雇这些人，但随着年纪的增大，他变得温和多了。他喜欢新的想法，而且不会介意这些想法来源于哪里。令人惊奇的是，他总是乐于认真思考那些在大部分人看来是极端分子的想法，如果他认为这些想法很可能包含了一丝真实。如果他认定这些想法没有价值，他会耐心地向提出者解释什么地方错了但仅此一次。他有很灵敏的鼻子能闻出有“鱼腥味”的结果，而且在描述它们时会作出一个恰当的鬼脸。

在索尔克研究所，克里克从分子生物学转向神经科学。奥格尔听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并不期望自己能作出重要的贡献，但希望能给年轻的科学家指出正确的方向。他很自信，认为了解知觉或者至少是它的神经相关性是神经科学最1要的目标，而且提供实验手段的时机也已成熟。

尽管当时没有能力去判断克里克及其长期合作者克里斯多夫 · 考奇（Christof Kocb）所作的贡献的重要性；甚至怀疑评判委员会这次仍将无能为力。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成功地把其他科学家吸引到了这一研究领域。在克里克开始撰写有关知觉的问题时，提到这一主题就很可能给基金申请招致厄运；而在今天，关于知觉的大会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前往。

克里克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处于最引人注意的时期。他忍受着化疗副作用带来的巨大折磨，而且有时会被止痛药弄得思维迟钝。知道时间很短暂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对一个相对了解得很少的脑的部位，即屏状核在知觉中扮演的角色很感兴趣。在几个月内，他已经掌握了大量文献并开始写作一篇包含很长综述部分的文章。

克里克和奥格尔最后一次谈论科学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周，当时他激动得像一个学生似的谈论他在过去一两天里产生的两个新想法。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克里克还在修改关于屏状核的论文。克里克死去时如同他活着时一样，竭尽全力去了解和揭示生物世界是怎么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