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黑尔(Victoria Hale)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她是OneWorld健康公司的执行总裁,这家公司致力于克服发展中国家的流行疾病。2000年,通过向制药工厂晓以事实,她创办了美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药品公司。不久前,她向《新科学家》记者讲述了她是如何说服制药厂将一些未充分开发的药品转交给她,由她设法将它们转化成可以治愈致命疾病的药物。
记者:你怎么想到要创办非盈利药品公司?
维多利亚:当我还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工作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疾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尽管在美国只有不到20万人患这些病,但在其他国家,这些病的发病率却非常高。比如,美国只有大约1000起疟疾病例,而其他国家却有5-6亿起病例。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这些疾病不容忽视,它们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此,我希望能对此尽一些义务。
另外,保健行业对阳痿、脱发和记忆衰退的深入关注也启发了我。虽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我并未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因为我觉得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疾病需要解决。有的人从事全球健康问题的研究,但他们缺乏资源,甚至没有一家自己的药品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新药研发机构是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服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记者:那么你是如何来填补这些空白的?
维多利亚:我开始去拜访研究这些疾病的人,去了解患者,自己也投人其中。如果我本人不能完全深人地去了解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它们,因此我游历了很多地方。
记者:你去过哪些地方?
维多利亚: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那里非常贫穷,甚至在旅游地图上也没有标记。
记者:你对这些地方印象如何?
维多利亚:虽然我成长于巴尔的摩的中产家庭,看到过市内贫民住宅区的贫穷——美国式的贫穷,但是这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贫民窟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数百万的人流离失所,而在农村,农民缺乏物资,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填饱肚子。这对我震动很大。我的大儿子跟我一起去了孟加拉国(当时他只有8岁,现在12岁了),那些经历改变了他:第一次从印度的巴哈尔回国时,我忍不住哭了。那种感受是无法抗拒的。从那时起我就真正地投入到这件事情中。我不知道社会是否会接受非盈利性质的制药公司,但是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记者: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维多利亚:我们的目标是鉴定那些被低估的药物,它们往往由学院或制药公司发明出来,却没有得到开发。我们用它们来治疗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典型疾病,使它们用于临床试验,让它们得到正式承认,并将它们分配到需要的人手中。
记者:当你着手建立自己的药品公司时,你是否畏缩过?
维多利亚:当我为OneWorld健康公司草拟计划时,我曾经想过退缩。那时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承担全球健康问题。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如何能成功呢?然而幸运的是,两年后,我和我丈夫的顾问事务都做得很成功.为OneWorld健康公司积累了足够的资金。重要的是,我也变得更成熟了。我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成功,不在于我能否改变世界。而在于我是否愿意承担责任。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勇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它已深深的扎下了根。
记者:当你把你的打算告诉别人时,人们反应如何?
维多利亚:多数人都问我:“你究竟想做什么?”甚至税务局也这样问。我们用了十个月才得到非盈利资格证。人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一个非盈利的制药公司,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什么美国需要一个。我们运用科技使全世界的人受益,有的人却只是把它藏起来。我为自己是制药科学家感到骄傲.我爱我的行业。我想这个世界需要建立新的模式来保护穷人,保护那些最贫困的人。我们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开发别的公司从不愿意开发的药物。我们不研究糖尿病和癌症。我相信我们能做得很好,而且将来会有更多的公司采用我们的药品,将其分布到整个世界。
记者:你是如何说服那些药品公司把他们未开发的药品给你们的?
维多利亚:你只要在正确的机构中找到正确的人就行了。我一直坚持这么做:既充满热情.又坚持不懈。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不会中断当然有时也很困难,我必须和他们谈判,跟他们讨论,尽力说服他们有时一些公司也很愿意合作。现在我们有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大约两百种),但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鉴定。它们来自学院、制药厂和公司,以及拥有专利的个人。
记者:你一定很懂得如何让人捐赠吧?
维多利亚:事实上有很多人想要捐赠,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捐赠,捐赠给谁。美国人是具有博爱精神的,他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公正。关键在于,当全球的健康问题突显出来时,美国人对世界上多数地区并不了解。这是美国教育的问题,他们总是使美国人民相信:我们能够影响世界。如果他们乐意在美国建立儿童教育,为什么不乐意在非洲的一两个国家也建立呢?这种影响是不可信的。因此,我们尽力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其他地方。
记者:你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时,曾努力让妇女和少数民族也参加到临床实验中。这种经验对你目前的任务有什么帮助吗?
维多利亚:肯定有。这种经验就是:如果你完全投入到一件事情中,处于正当的场所,并且召集一个富有激情的核心团体,你就能完成重大的任务。
记者:你们正在研究哪些疾病呢?
维多利亚:首先是利什曼病。我们用的治疗药品是巴龙霉素。在印度,我们正在对它进行完善过程中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但在使用前,我们必须让世界卫生组织为它取得使用权。为此,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往返了无数次,才和他们达成了理解备忘录。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了那么久,也许是因为巴龙霉素处于低优先级。我们受资助的第二项任务是在墨西哥和中北美洲发现的查格斯病。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是儿科腹泻和疟疾.但我们正为这两个项目筹集资金。利什曼病、查格斯病和疟疾都是寄生疾病。寄生虫和贫穷是必然相联的,这类疾病自1960年以来在我们国家就没有发生过。有的公司对疟疾感兴趣,但只是针对西方人,因此他们关注于预防,而不是治疗。
蚊子:疟疾传播途径之一
记者:这些疾病究竟有多严重?
维多利亚:以利什曼病为例子.每年它会夺取20万人的性命,比美国“9.11”遭受袭击时死的人还要多。最普遍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皮肤利什曼病,传染了近1200万人,从伊拉克返回的英国和美国士兵也有人被感染过;一种是内脏利什曼病,传染了150万人,而且是致命的。在拉丁美洲,查格斯病是患心脏衰竭症的主要导因,它感染了1600万到1800万人,每年夺取5万人的性命。如果小孩患了少儿腹泻.就得随时给他喂盐水,否则每天都会有一个小孩死于此病。腹泻每年不仅导致200万幼儿死亡,甚至还致使400万-600万成年人死亡。这在我们的世纪难道不是一个耻辱吗?
记者:制药公司忽视这些疾病让你觉得烦恼吗?
维多利亚:问题在于制药厂总是希望有利可图,所以这些疾病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患了这些病的人被忽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治病。但我们可以从制药厂的福利中受益,因为他们有庞大的研发机构。他们能够发明的,远远超出了他们可能用到的。
记者:你会去寻求更多的制药厂的支持吗?
维多利亚:是的。许多研发机构的人对此非常热情,而且他们也知道治疗的对象是谁。在一些开发治疗癌症药物的公司里,研究者对他们的病人有深切的同情。研究传染病的人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许多制药公司的开发计划不是关注如何挽救人的生命.而是关注如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有的病例中这样做是对的。但我和很多的科学家.医师以及这个行业内其他职位的人讨论过.他们说:“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我希望从事能够改变世界的工作。”几百个有此感受的科学家已经要求参与我们的这项事业,他们希望能够实现选择这个职业的本意。
记者: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向你提供了不少资金,你和他们会面了吗?
维多利亚:今年我在丹佛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遇见了他,但我们交谈还不到十分钟就被人群挤散了。有很多人想跟他交谈,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继续我们的对话。盖茨基金;在全球健康投资上有80%到90%是用于疫苗的研发。我们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为了证实用药品医治疾病的可靠性。
记者:你的热情如此高,你的家人是否理解呢?
维多利亚:不。我的姐姐甚至说我是外星人呢!我的父母也没有真正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我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奋斗者。我看到人或动物遭受疾病折磨时,就觉得特别难受。这种感觉是出自内心的,总让我觉得心痛,它促使我在职业生涯上奋进。
记者:在征服这些传染性疾病后你会做什么?
维多利亚:传染性疾病有时是不可捉摸的,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开发新的疗法。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永远会持续下去。另外,我对妇女健康问题很感兴趣,也更有责任把全球妇女同胞的健康问题纳入OneWorld健康公司的视野。经历了多次旅行,也亲眼看到那些妇女的现实生活状况,我想有许多途径可以使她们活得轻松些。但是,有许多问题是由文化观念引起的,它们对妇女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非药物能解决。我对孕妇这个特殊的群体尤为感兴趣,和她们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曾两次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