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1月，英国《自然》杂志开创“中国之声”专刊，发表了一些海外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科研工作评估与改进建议的文章，获得了科学界的广泛反响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本刊曾选摘其部分内容，载于去年的2月号上。10个月之后，《自然》杂志（2004年11月18日）再奏“中国之声”，又请多位更加熟悉中国科研工作状况，包括有较长期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目前已在国内科研机构任职的著名科学家，或对我国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体制，或对某一领域科研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坦率陈词，进一步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有的意见，即或只是一得之见，但亦都有所据，而且出于更好地促进中国科技发展的真诚与热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刊再予择要摘载（部分标题本刊编者作了适当改动），以飨读者。
《自然》出版集团的说明
在科学领域和经济方面，中国正如一头猛牛；勇猛前进。但速度也带来了不平衡：它有世界上最好的科研人员，但同时大多数科学家缺少正规训练和先进器材。
中国在不断前进，但是该往哪个方向？中国并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特别在科学领域显得特别重要。
作为一个讨论的论坛，《自然》在2004年1月开设了第一份“中国之声”——属于《自然》的第一份内容独立的外语例本。之后的英文版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个信息。
“中国之声”之二将论坛移入中国内地。去年的作者多身居海外，相比之下，这期的作者身居中国或长期与内地科学家合作。
他们对中国应如何做都有新的看法。
何大一明确地表明了中国需要控制不断波及全国的传染病；季维智等阐述了保护世界上最多样的猴子群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任文伟对水坝问题提供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国政府愿意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治理听取科学家的建议。但是科学家是否有渠道直接上书政府——还是他们必须等到被邀请？
其他的人对中国如何对待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的和国外归来的科学家提出疑问——许多中国科学界的明日之星被委任高层行政职务。一方面，这些机构面临被放在经验不足之人的手中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也将扼杀这些科学家研究成就最丰富的年华。
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最大的批评就是中国的系统滋生科学不端行为，蒲慕明和饶毅等的两篇文章探讨了一个长久问题——对将经费分配给没有经过足够复查的大科学项目的倾向。
大科学项目当然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大型组合工程的建议有可能与促进小型科研项目的呼声相左。中国大到能同时容下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吗？
这些都是开放的问题。这些评论者应是第一批公开讨论的人，而不是最后的发言人。
我要感谢这些作家，因为他们展开了这个讨论。他们此次的贡献显示出他们对中国的科学未来——一个肯定是光明和突飞猛进的未来的关爱。
David Cyranoski：《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记者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建立竞争优胜体制
◆饶毅、鲁白、邹承鲁
在2003年3月22日的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这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目前，国家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是提出和挑选每个经费额达数十到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他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表明：科研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
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上述的根本体制问题，中国将事倍功半。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目前体制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
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要从人治科技变为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落实三个原则：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费分成几大类，并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其二，其他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位。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在变革后的体制中。
变革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应该认真考虑转变科技部的功能。目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应由新设立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适合，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科技部的诞生是上世纪50年代老式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建议：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研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接管科技部的科研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不是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在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都用了相对更好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体制。
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研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科研机构不能起的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可以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他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
与科技有关的各个政府层面应该设立一系列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或小组。由科技专家组成的这些委员会提供建议，涉及科技政策、拨款和经费分配、新计划和战略考虑等。
所有与科研经费分配有关的政府部门，需要建立严格的专业优势为基础的评审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在用的体制是可以供其他部门参照的一个模式。
中长期规划要支持大科技课题，本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有大课题、是否经常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实质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
良好体制的确立，不是目前中国科技专业人员完全靠本身能做到的。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政治家促成了国家长远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在有条件的时候，体制的转变是影响长远的历史功绩。
饶毅：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鲁白：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邹承鲁：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大科学与小科学
◆蒲慕明
西方和东方都在刮“大科学”之风，大量的研究经费都投入到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或“某某组学”等计划上。在中国，“大科学”符合了国家一向的习惯，即“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一些决策者们也认为“大科学”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许多科学家都忙着篡写“大项目”的申请书，要求政府给予高达几亿到几十亿的经费。
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尤其重要，因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里，“大科学”我定义为由少数政治或科学领导人物“由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需要大量科研经费、包含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计划。在中国，由科技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项目，如“863”、“973”项目，以及目前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所衍生的巨型项目，在此都归属于“大科学”。
“小科学”我定义为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NSFC）资助的项目就是“小科学”的例子。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大科学”的出现最先是在高能实验物理和天文学研究。这是因为有些项目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众多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以及在良好的协调管理之下才能完成。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抗癌战争”的大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30后的今天，癌症仍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我们年现在了解癌症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问题，不论投入多少经费，也不可能在设定的期限内很快解决。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另外一个例子，但是极为成功。不像“抗癌战争”，基因组计划是以技术为主，有一个肯定可以达到的目标。对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即使用低技术测序方法亦可以完成，尽管不是那么高效。
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第二，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第三，启动这个项目的时机已成熟，在该领域已具足够的条件来开展此项目。一个值得政府支持的大科学项目，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求，还应通过科学家们严谨的组织与评估（见饶毅等的文章）。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未来生命科学的进展将主要依靠对生物问题的大规模攻关。有些人甚至认为“小科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由假设所推动的研究已结束——只要用高流量的技术得到所有的信息，各种信息都会对号入座，所有难题便会迎刃而解。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绝大多数是由个别科学家推动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在生物学领域，像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致癌基因、发育的基因调控、细胞凋亡、学习和记忆的机制等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几乎完全源于“小科学”研究。在生物技术领域，重组DNA、单克隆抗体、分子克隆、聚合酶链反应，以及干细胞技术等主要技术的发展也无一例外的是由小科学研究完成的。
科学的发展是不易预测的，它需要有许多实验室用不同的途径来探索。尽管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可以有能力指出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但是想预测在那个研究领域会在何时出现重大突破是十分困难的。小实验室的运作也可使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更有效，更有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路，开展创新性的实验，解决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当一大群科学家参与一个大项目时，那些平时驱使他们科研工作的动力，如对某一个别科学问题的个人兴趣、同行间的竞争、科学界对个人成果的赞赏，都将消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小实验室可以提供培养年轻科学家所需要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小实验室里导师有机会直接与学生交流，并能深入掌握实验的设计、分析数据、解释实验结果。这种导师学生间的交流，能使学生不仅学到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实验技能，而且通过潜移默化建立他们对科学的热忱、对自然的好奇心、做研究的风格和品味，以及对科学和非科学事务做判断时的正直人格。就是这种师徒关系在20世纪造就了几代著名的科学家。
简而言之，“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的环境。
更多的资源应该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来培养新一代科学家，使他们不仅热衷于科学探索，并能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从海量的噪声中抽提有用的信息，能提出恰当的科学问题，设计有效的实验。
最近在中国出现了对“大科学”的热潮，这引起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关注。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正确的评估在特定领域内是否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吸取的大量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计划资源的萎缩，对整个科学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将一群小实验室组织起来，去做有共同目标的一个大项目，比如说治疗肝炎或者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高质量的研究人员缺乏的情况下，科学研究有时候确实需要组织起来，以尽力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除非大项目的参与者对分派的研究任务具有真正的兴趣，那些只是靠经费所驱使的项目通常是无法有效运行的。
事实上，过去参与这类大项目通常被中国科学家们视作可不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就可得到大量研究经费的机会。很大一部分资源是投进了一些低产出、通过研究机构或个人关系入选的实验室。这让我回想起80年代世界银行对中国一流大学的贷款项目所发生的巨大浪费。那时候进口了许多先进的仪器，但大部分在许多校园里使用率极低，更有甚者从未被使用过。许多来访的外国科学家都对中国研究机构目前拥有的最新仪器印象深刻，但很少对这些仪器的有效使用表示赞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现在的年预算额约为20亿人民币，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学领域，而一项在拟议中的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巨型项目，就可能获得100亿人民币。即使这一项资助延盖15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将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从整个国家现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投资额来看，在此刻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少数大项目是不合理的。
在科学政策制定与管理者中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把科学和技术（科技）看作一回事。科学计划和工程计划没有任何区别，都用同一种方式来策划和管理。然而，理解正常生物现象和病态的规律（科学）和开发治疗疾病的手段（技术）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生物现象和病理了解上的突破是开发治疗疾病的基础，只有在许多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他们有兴趣的基础生物学问题获得肯定的解答才能完成。重要的突破只有靠科学家全心全意地投入他们的研究，而不是靠资助的诱惑、三心二意地参加一个已组织好的大项目。
虽然对已有的技术应用项目可能会很成功地由“由上而下”的计划来完成，开发新技术跟基础科学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像所有的科学发现一样，重大的技术突破，常常靠的是技术人员全心全意地投入他们有兴趣的工作，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曾说过，“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科学发展必须靠政府的支持，但是科研进展的方向和内容是很难计划的。这个事实佩鲁茨本人就是最好的见证。在他建立和领导的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为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目前的生物科技工业打下了基础。
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主要瓶颈正是基础科学的薄弱，尤其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在一个越来越讲求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时代，与发达国家共享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是极为昂贵和低效的，除非我们满足于别人的残羹剩饭。基础科学是科学文化的源头，要科学文化生根结果，基础科学研究可提供最富饶的土壤，小型科学实验室可提供最适宜的环境。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如何看待中国科研机构领导的年轻化？
◆陈竺
几年前，当中国科学院一个由下属研究所20多名所长、副所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威斯康星大学时，美国同行们不禁惊诧于这些所长的年轻，产生了这些青年人能否承担主持制定研究战略、把握科学方向重任的疑问。有趣的是，在中国，人们却更多地关心将沉重的日常行政管理负担压在这些正值创造力高峰期的青年科学家肩上是否明智。两种不同的疑问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国情和思维方式上的微妙差异，但都显示了对青年科学家担任领导职务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
那么，究竟这一现象的成因和利弊何在？
中国科学院人事与教育局的调查表明，1991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领导（所长、副所长）的平均年龄为56岁，此后逐年下降，到2003年已降为47岁；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8个研究所所长的平均年龄1991年为60岁，2003年为60.8岁（期间维持在57～60.8岁）。我们也对美国NIH各研究所所长和中心主任的任职年龄进行了调查，共检索到100位历、现任所长任职时的年龄，平均为50.29岁；而中国科学院1998～2003年期间新任所级领导任职平均年龄为42.63岁。两组数据都显示，中国科学院的所级领导平均年龄比美国年轻了10岁。
非常巧合的是，中美间10年的年龄差距正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科技教育发展迟滞所耽误的时间相当。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有10余年处于瘫痪状态，中国科技界一度主要依靠50年代海外归国科学家支撑局面。这种科研队伍老化局面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重新打开大门后新一代出国留学和进修人员完成学业开始陆续回国，才逐步得到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相继毕业，逐步成为科研的主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成为了科研领导。
由此，“文革”造成的年龄断层使得中国科技界的年龄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发生了超常的变化——整体年龄结构的显著年轻化。据统计，自中国科学院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在1998～2003年间共聘任了14409名科研和管理人员，其中67.8%的高级科技人员的年龄在45岁以下。
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促使研究所领导年轻化的巨大牵引力。中国决策层需要富于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来推动新的经济发展，而年轻的科学家正是最现代、最富创造力的一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不断扩大的科研规模和正在进行的科研机构改革，为年轻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切都吸引海内外的青年科学家从国外回归或愿意留在国内投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并使一批佼佼者走上了领导岗位。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青年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也受到为国家效力和个人仕途双重志向的影响。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受到两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个则是“学而优则仕”和与之相关的“官本位”思想。
前者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鼓舞着历朝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根据我们的调查，相当一部分担任领导的青年科学家主要受这一信念的影响。
后一类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同样根深蒂固。中国的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无以复加的，很大程度上受唯有学业优秀才有仕途前程的传统观念影响。历史上，中国的普通百姓只有靠读书、读好书才有可能做官，享受特权，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一历史形成的从政之路，助长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一些青年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有了一些学术成就，就希望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在尚不健全的体制下，由于“官位”往往又与对资源支配的权力相联系，科研人员一旦担任某个官职，就有可能在研究经费、条件和助手方面得到某些便利，从而获得较通常更为优越的科研条件。而单位为所长提供的公车接送、岗位津贴等等待遇，也常被误认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少部分青年科学家走上研究所领导岗位的动力。
调查还发现，在担任研究所领导的青年科学家中还有不少人本身对管理就有浓厚的兴趣，愿意从事管理工作，他们不仅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而且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并有志于在管理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
总体而言，研究所领导的年轻化对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一大批青年科研领军人物的涌现，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并在推动科研体制改革，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这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科研产出的增长得到证实。
我们也应看到，由青年科学家担任研究所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影响。首先是青年科学家能否准确把握研究所科研方向的问题。我们的调查发现，确实存在由于年轻所长缺乏经验、学科知识面不够广、缺乏对国情的理解以及协调能力不强，长期难以打开研究所的工作局面，对研究所和个人的事业发展都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
其次，大批青年科学家走上领导岗位的同时，也是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科研机构的变革时期。社会转型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所长的青年科学家从研究所的法律和管理系统、经费筹措，到员工的住房等事务都要亲自过问，常常是行政事务缠身，忙于应付各种情况和问题，如果还要同时开展科研工作，往往会形成超负荷运转，也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来指导研究生。
如何从制度和政策上提供解决方案，充分发挥这部分青年科学家的领军作用，是一项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课题。
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科学大师。从理论上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并不应该影响科学大师的产生。相反担任领导职务的青年科学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受到更多的新思想、新点子的刺激，同时还需要从深层次考虑科学问题，无疑对科学大师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问题是中国尚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使得领袖人物常常陷于日常管理的琐务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尽快探索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即由科学家发挥领导作用，由职业管理队伍支撑的模式。其中的“科学家”应该是一位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优秀学科带头人，作为所长，他/她对研究所的各项事务负有全权的责任。各级职业管理者构成整个研究所的“职业管理队伍”，完成相应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对该级科学家负责。所长通过明确的赋权将研究所各项事务的责任明确到人，构成一个条块清晰、责权相符的高效管理体系。在这一结构中，中国非常缺乏职业管理队伍。职业管理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学科背景、高度的管理专业素质和献身科研管理服务的精神。
在中国由于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少数人沉迷于对特权的追逐。由于权力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确实也出现了少数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我们应充分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力量，维持科研机构的纯洁性。将科研机构领导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可能也是助长学术腐败的一个弊端。目前的情况是，一旦当了科研或其他政府机构的领导，就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成了一名行政官员。虽然领导职位不是终身制，但行政级别却是终身的。个别人就是为追求行政特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上爬，却忘了科研机构领导的职责所在。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也不利于广开才路。
使我们备感振奋的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人才战略”开始发挥显著的成效。最近在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关心下成立的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用新的机制建立起来的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研究院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等，已经开始聘请著名外籍科学家担任主要领导，中国清代龚自珍（1792～1841）“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期待，在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开始出现。
陈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
更好地吸引海外优秀人才
◆何士刚
当今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所有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最近，人才问题已上升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视线。
所谓筑巢引凤自古被广为用来比喻改善环境以吸引人才。当中国在70年代末刚刚打开国门时，大量人才涌向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台政策试图减缓和扭转人才外流的趋势。这些人才政策中影响力较大的来自下列三个政府部门：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研究计划，以及通过香港李嘉诚先生的捐赠和教育部匹配的“长江教授”基金。
通过这几项计划，中国政府有效地改善了研究条件，减缓或开始逆转了人才外流的倾向，为中国科研工作的第一线吸引或保留了数以千计的青年科学工作者。10年前开始流向中国的涓涓细流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见表1）。
那么是否所有的归国留学人员都尽了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另外一个方面，是否国家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归国留学人员，使他们愿意继续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贡献呢？2002年底由我执笔，25位青年科学家签名的公开信，呼吁有关基金管理部门严格管理，确保人才计划获得者实现在国内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外，只是在发表论文时署上国内单位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在获得了大量经费、空间、学生后，并不遵守合同要求在国内工作的时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导致学生无人指导，虽然在发表论文时署上中国的研究单位，使之看似‘中国制造’的产品，但这并没有真正提高中国的研究水平，改善中国的研究环境，训练高素质的中国学生。我们的呼吁和努力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改善这来之不易的人才环境。我们高兴地看到，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并采取了切实措施。但是“幻影教授”的现象至少在目前还很难被根除，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使有限的资源不致浪费。
问题是中国还需要改善哪些方面，才能更好地吸引人才？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近年来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好评。但自然科学基金委只掌握着整个研究经费中很少的一部分。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的比重，或要求其他基金管理部门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在项目评审时采取引进国际评委，严格区分申请人员和评审人员（即区分运动员和裁判员）等措施，将会有效改善中国的科研环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国外的同类研究机构还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是博士后人数很少，缺乏博士后是人才外流的结果；而目前归国留学人员大多不会接受低于正教授的工作。因此相对国外几十个博士后的大实验室，国内大实验室往往有几十个研究生，接受负担十分沉重而有时经验尚不丰富的导师的指导。第二是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个状况也会逐步得到改变。如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Mark Bartlam博士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Sarah Perrett博士，都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
但这在目前还是屈指可数的特例。
影响中国科研环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进口设备和试剂的烦琐程序。学术研究机构申请免税的手续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些看来相当荒唐的规定也一直在延续，比如购买设备可以获得关税豁免，但随后购买设备运行所必须的耗品和配件却要支付30%的关税。这些陈规对保持大量重要设备持续以最佳状态运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
最近刚开始执行的经费管理措施，可能也会使正在考虑回国的研究人员望而生畏。200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部门要求研究人员按月提供经费使用计划，这种用管理工程项目的方法来管理基础研究的做法是完全违背科学研究规律的。因为新的实验是依据最近获得的结果而设计的，科学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意料之外的发现，按月制订经费使用计划的最大可能是延误了重要发现的获得，在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这种延误可能是致命的。
中国还缺少具有活性和竞争力的人才环境必需的另一个因素，即人才流动的配套政策。除了基金委的在研项目尚未下拨的经费可随研究人员的调动划拨入新的单位，所有的仪器设备及已下拨的经费都不允许随研究人员调动。美国NIH则有明确规定，基金项目主持人调换单位时可以带走所有的项目经费及由基金购买的设备。这样的政策对研究人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国家资源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大多数仪器设备都是因项目而异，因研究人员而异的，不能带走的设备在原使用者离开后往往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有的甚至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允许经费、设备随研究人员流动的政策也会鼓励研究单位之间对人才的良性竞争，鼓励研究单位更注重创造、优化人才环境，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所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要全面融入国际科学界可能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实施的国际评审制度是让中国的科研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重要措施。但是国家级的基金项目依然采用中文书写，这大大限制了可参与评审的专家人数。英语已经成为国际科学语言，对国家级项目申请至少让申请人可以选择用英语书写，将会吸引更多优秀的非华裔人士，是加快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环境，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国最优秀人才的环境，而不只是吸引海外华人的环境。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以吸引不同国籍以至不同种族的最优秀人才。只有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凤皆来栖的佳巢。
何士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关注科学不端行为
◆吴善超 孟辉 张存浩
在科学社会化、科研职业化、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道德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引起全球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科学道德问题纷繁复杂，当前国际上把其中最典型的、较严重的问题归结为科学不端行为（scientific misconduct），而发达国家科学界近年来又把科学不端行为的范畴严格限制在伪造科研成果（fabrication），弄虚作假（falsification）和剽窃抄袭（plagiarism）三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职业道德，积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动力、成果储备和智力支持，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显然是主流。
但是，也应看到，在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中也存在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总有个别人想利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法制不健全、管理体制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等弱点，在科研活动中做出违背科学道德乃至违法违纪的行为，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中国科技界人士的严重关注。
学风浮躁（impetuousness）、学术失范、科学不端行为（scientific misconduct）等科学道德诸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归结。
第一，观念文化层面的原因：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及其约束力不亚于西方国家，其中具有诚信、仁义和忠勇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勤劳善良、宽容仁爱的人格和谦虚谨慎、严谨求实的作风。这些优良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熔铸了一代科学风范，并且创造出科学的奇迹。然而，从当代一部分年轻科技工作者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中有的没有很好地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精髓，有的没有很好地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融合，有的甚至迷失了中国优良文化传统。
第二，社会环境和制度层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同时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与社会某些行为相比，大多数科研人员收入仍相对较低，一部分科研人员由此引起不平衡和浮躁心态，在各种科技竞争（申报项目、成果奖等）中选择走“捷径”，漠视科学道德，从而成为科学不端行为最主要的诱因。
对成果与人才过度量化、急功近利等管理方式，重数量、轻质量，导致学术价值和科学评价标准的某种程度的失衡；过多的以行政管理代替科学家的自我约束，对科学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科教机构为调动科研积极性，片面追求显示度，不恰当地制定了将项目、论文等与物质待遇直接、密切挂钩的分配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
监督机制较为薄弱，一是不当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二是由于发生了不端行为而未得到应有的惩处，会造成不端行为的进一步蔓延。
科技信用管理制度尚待建立健全。科技信用意识只是限于科学界约定俗成的一些观念层次，没有具体体现到制度层面。
第三，个体层面的原因：从已经发生的科学不端行为看，当事人有有意和无意之分，但一般有可以追溯的深层原因。一方面，科学道德教育比较欠缺。中国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阶段教育以及科研实践都对科学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在传统教育体系中，科技工作者所受的教育不全面，重自然科学知识教育，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重科学知识教育，轻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教育；重政治思想教育，轻道德品质教育；忽视公民道德、职业道德教育，“底线”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少数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科学道德意识较淡漠，自律意识不强，自持不严，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中国的科学道德问题与国外类似，可区分为若干层次，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科学道德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学术失范行为，或称不当行为主要体现在学风浮躁、不够严谨。二是科学不端行为，不当行为在某种条件下可能转化为不端行为，二者的边界有时比较模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近年来每年受理项目约40000项，获资助的申请者约6000人。1999年至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监督委员会共收到科技工作者各类来信445件。其中，经监督委员会认定存在科学不端行为的有40余件，主要有四类：伪造数据占7%，弄虚作假占40%，剽窃占34%，其他（包括重复申请、夸大表述原来的工作基础等）占19%。
中国科技界较普遍地认为，当前中国的科学道德问题与国外相比，要更严重一些；同时，中国公众对科学道德的理解程度、科技界对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对违反科学道德问题的公开化程度、有关部门对科学不端行为防范的力度等，都还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
科学与社会是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依靠科技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应注重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倡导和实践先进理念，在科技评奖制度、引导政策等方面着力改革；二是发挥科技界的主体作用，即科技界要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自律，科学家要起示范、表率作用，强化对社会的责任。
就科技界而言，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示范——率先垂范与规范引导。一是榜样示范，即树立科学道德风范，使年轻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二是行为示范，即确立良好的科学研究规范，让年轻科技工作者有章可循。
在榜样示范方面，老一代科技工作者重任在肩。
老一代科技工作者要严于律己，院士更应加强道德自律，率先垂范，发挥科学道德表率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关心爱护青年一代，要加强科学道德教育，既当科学知识的经师，又当科学道德的人师，注重言传身教。
在行为示范方面，首先，要研究制订良好的科研实践规范，加强正面引导。这方面应该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科技工作者都应为制订和完善科学道德规范建言献策，带头实践科学道德准则。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或公开的监督机制和批评机制。如建立科学伦理道德审查机制和伦理对话机制，科学研究成果公示制度，逐步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和科研成果奖励制度，鼓励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
第二，戒浮——力戒浮躁和浮夸。浮躁和浮夸是当前不良学风的集中表现和症结所在。导师在同一个时期辅导力所不能及的大量研究生，发表大量质量低劣的论文，都是明显的例子。分析产生的原因，当然有外因和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只是条件。外界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条件、机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缺少鞭策、教育等等也存在，当然也需要改善。内因方面，是缺乏潜心研究的素质，受了不正当利益的驱使。心浮气躁对科学家的心智、对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甚至可能伤及科学的原创力。
第三，打假——抵制和揭露科学不端行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的发展所依靠的，是精确的科学数据和正确的科学理论的积累和传承。在这一过程中，假如数据或规律有半点不实，科学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对科学研究中的伪造、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不端行为，要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
同时，对科学不端行为，不仅要批评，还应有具体的措施。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详尽的调查研究，要建立和完善科学调查的程序，在何种范围内给予何种程度的惩处，应持审慎的态度。应始终坚持自律和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目的是惩前毖后，不能“一棍子打死”。
总之，认清科学道德与学风的现状与问题，形成政府宏观引导、科技界严格自律、社会关注与监督的科学道德建设格局，将有利于建设与科技发展规律和趋势相适应、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协调、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精神相融合的科学道德文化，从而促进科学事业健康发展。
吴善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监督委员会；孟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张存浩：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监督委员会主任
中国做好应对重大流行性传染病威胁的准备了吗？
◆何大一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无疑给中国敲了一次警钟，这一突发性传染病曾使得卫生部门准备不及。2003年4月，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事态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修正行动。控制“非典”流行的政治意愿异常坚定，对付“非典”的新的公开性态度也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实施严厉的、传统的公共健康措施（包括检疫隔离等），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控制住了“非典”疫情。
“非典”结束后，中国卫生官员能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看待许多公共卫生挑战，其中很突出的就是如何对待另一流行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于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今天，中国有将近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然而，每10位感染者中有9位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近一半的中国人对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这一或可被称为新千年的瘟疫知之甚少。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规划组（UNAIDS）把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喻为“中国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并预计到2010年底，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然而，直到两年前，中国对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反应还不够明朗。最近的“非典”帮助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待流行病的态度。很明显，如果重新比较“非典”和艾滋病的话，艾滋病将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健康威胁。中国能否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并避免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规划组所预言的灾难的发生？中国能否降低已然蔓延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乙型肝炎及血吸虫病的病例数？中国能否控制隐性丙型肝炎的流行？中国能否有效地应对下一次全球性流行性感冒或者是生物恐怖袭击？中国的流行病监控系统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国家、省和地方建立广阔的网络组成。但是通过“非典”危机，不难看出这一系统还存在许多缺陷。尽管2003年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称职的专业人员的数量还很不够。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疾病预警系统也需进一步完善。利用中国现有信息技术的强势，应创建一个高速自动化的机制以报告来自于门诊及医院的、群发的、异常病症或特殊感染。一旦确定疫情出现，则应立即通知政府首脑，并向媒体和国际卫生机构公开。为防止像“非典”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行之有效、更有透明度的体制来监察早期流行病爆发以及疾病的传报。
为了使中国做到对重大的微生物威胁有备无患，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第一，相关基础研究领域缺乏资金。中国应将微生物对健康的威胁放在国家研究日程的首位，加大对学术界及政府研究单位（如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投资力度。第二，卫生保健基础设施较差，并且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不利后果之一是中国医师的业务水平较低，而业务水平的缺陷将会导致某些流行病逃脱早期诊断和检测。
目前，下一次全球性流感对中国的威胁可能是最大的。上个世纪全球惨遭了三次这样的大流行，其中包括1918年至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使2000万人丧生，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只有现在的六分之一。再一次的全球流感流行不但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禽流感病毒H5N1这一烈性流感病毒在过去一年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近12个亚洲国家的禽类不断侵袭。幸运的是，这一病毒还没有获得在人类中的传播能力（除了泰国的一疑似病例可能例外）。虽然这样，专家们对目前的情形仍忧心忡忡。最近，中国科学家从猪鼻的分泌物中分离出了禽流感病毒；而猪有复制禽类和人类流感病毒的能力。因此，禽流感病毒和人类流感病毒在猪宿主体内混合重组产生一种新型的、致命的、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菌株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应做好下一次疾病大流行的准备。中国是否对生物恐怖事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乍听起来，这个问题似乎离题。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正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巨人，经济蒸蒸日上，与整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将继续主办包括2008年奥运会在内的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国际活动。中国边远地区仍存在着分裂主义活动，因此慎重起见，中国应拓展其疾病监控系统的范围，包括对可能用为武器的病源微生物进行快速检测。就这一主题进行高层对话及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预备规划已迫在眉睫。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致力于成为经济和技术强国的决心让世界感到震惊。中国应该把人民的健康放在更高更重要的位置，而把好健康卫生这一重要环节需要显著提高流行病监控系统的能力。毕竟，没有健康何来繁荣。
何大一：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
中国能否融入分子医学主流？
◆肖瑞平 程和平 周 专 陈育庆 吴才宏 顾孝诚
随着全基因组扫描新技术的涌现和生物信息学的兴起，作为分子医学（Molecular Medicine）基石的人类疾病相关基因图谱的研究日新月异。基因组学必将为医学实践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它在临床药物研制、诊断及治疗中日益广泛的应用，还将蕴育巨大的商机。分子医学的发展将引导人类攻克当今一些致命性疾病的诊断、预防、干预及治疗难题，走向辉煌的里程。
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启动于2002年，由来自日本、英国、加拿大、中国、尼日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以及公共和私人基金机构的合作参与。初期目标是通过比较源于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四组人群中不同个体的遗传序列，完成全基因组范围内具有共同遗传变异的染色体区域（“单体型”）图谱，预计于2005年完成。这些信息将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影响健康、疾病和不同个体对药物与环境因子差异应答的基因。
与世界潮流同步，中国继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建立南方和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后，最近也启动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项目，以利用正在兴起的分子医学的独特机遇。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融入主流？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基于独特的人才、人口和临床资源，以及灵长类动物疾病模型的使用，中国实现加入国际分子医学主流的梦想指日可待。
然而，为了提供分子医学的成长与繁荣的土壤，中国应在多个重要领域做出重大的改进。这些领域包括建立研究机构运行的新机制，以避免官僚作风并适应大规模科学协作与整合，鼓励研究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以促进科学家间和科研机构间的良性竞争与业绩奖励，努力留住优秀科学家和训练有素的博士后人才，进一步改进研究基金的同行评审制度，尽快颁布和施行有关保护生物医学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法规。如果不克服这些障碍，中国跨入主流分子医学的梦想或许仅是幻想而已。
从战略上看，分子医学产生于医学与科技的综合，并受这种综合的驱动。尽管人类基因的测序已经完成，但三分之二的基因功能仍不清楚。后基因组时代生物学的瓶颈是利用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医学手段确定疾病相关新基因或已知基因的表现型。传统的单个实验室的环境，或因规模、基础设施、多学科技术的局限，将无法实现分子医学的宏图。比较理想的是，分子医学研究所至少应包含三个有机整合的模块：基础研究（“分子”与“机制”分支），临床研究（“医学”分支）和技术转化。相比于独立运作的单个实验室，基础、临床和技术转化“一体化”将促进并优化相互协作、多方向交流和有机整合。
分子医学研究所的基础研究模块将包括实验室与技术平台，吸引多学科的科学家，使他们能以自己所掌握的分子技术、生物学、药理学、受体信号、干细胞生物学、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形成优势互补（如图）。临床与技术转化模块将通过与附属医院和私营单位共同努力而实现。利用大量的相对隔离的中国人群来研究临床表现型和分子基因型，可为确定遗传风险因子和常见疾病生物标记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一总体设计体现了从分子到鼠再到人的正向、反向“一条龙”体系。
分子医学正在成为后基因组时代生物医学的主流。分子医学的精髓是为了实现用人类基因组学改革临床医学的宏图。中国应当把握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在近期内跨入分子医学的主流，为提高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分子医学需要团队努力。参照中国空间项目的成功实践，需要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全国层次上的强有力协调，才能实现分子医学的飞跃。迅速投入国家专项基金、建立专门的研究基地和基础设施，将使中国分子医学有一个蓬勃的开端。
肖瑞平1，2，程和平1，2，周专1，陈育庆1，吴才宏1，顾孝诚1；1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2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衰老研究所心血管实验室
从大坝修建看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任文伟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对环境保护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快节奏的经济发展已使许多自然资源受到威胁，能源和水资源的短缺将成为中国未来20年最大的挑战。
修建大坝也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是这也引发了众多争议。在近代一段时间，大坝曾一度被视为“发展的圣殿”。通过提供饮用水、发电、航运、防洪、灌溉等功能，大坝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已修建了85000多座水坝，其中近24000座可以称得上是“大型”水坝（超过15米高）。中国河流总长达22.68万公里，水量总计达2.6万亿立方米。中国的水电蕴藏潜力以6.8亿千瓦的发电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但是近年来，随着筑坝蓄水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日益显现，如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鱼类种群数目的下降、移民、疾病扩散等问题，大坝开始逐渐被视为破坏环境和社会的象征，促使国家在对待大坝建设的技术和途径上进行重新思考。这种对待大坝修建的新态度在怒江水电项目的案例中是很明显的。
三峡工程尽管有争议，但没有被搁置。
为什么怒江水电这样一个有希望的项目会被搁置了？通过和三峡工程比较，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线索。（见表1）
第一，怒江项目主要是用于发电，而没有像三峡工程那样具有更广泛的功能；第二，作为一个国际河流，怒江大坝的修建将是十分敏感的。
第三，怒江是我国目前至今还没有修建大坝的两条大江之一（另一条是雅鲁藏布江），而且它在科学考察方面也仍是一片空白，是非常值得为后代保留的一条原始河流。这个区域同时也被世界自然基金组织（WWF）列为“全球200多个重要生态区”（Global Ecoregion 200）之一。在这一生态区中的植物种类多达有6000多种，动物种类的数目也占到中国动物种类的50%以上，而且许多物种是本地特有种，大坝的修建将威胁这些物种的生存。
科学家把这些观点传达给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03年9月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召开的听证会上，来自动物学、植物学、地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学者们指出大坝建设将会付出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
学者们也呼吁对管理这些项目的一些规章制度，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的机构体制进行改革：对项目影响的评价应该由独立的专家来执行，并同时公开这些专家的名字。建设项目的计划要服从于公众的审查，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官员应该承担责任。
尽管中国还比较缺乏正式的渠道来把科学家的声音融入到决策过程中去，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具有环境意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他们正积极和科学家们合作，并从科学家那里得到反馈意见。2003年9月的那次关于怒江项目的听证会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这或许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让科学家来直接参与一些决策过程。
另外，越来越多地关心怒江命运的民众的声音也加入到对怒江大坝的批评中来。2004年1月8日至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学者、民间团体的积极分子，聚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讨论大型水利工程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与会者特别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坝修建工程，因为这些地区的大坝修建造成的移民安置成本以及对环境影响都特别大。同时也特别讨论了国际上大坝修建的趋势，以及中国西南部大开发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随着高层领导开始注意平衡发展，对于科学家来说，维持和拓宽同政府决策部门沟通的渠道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中国还有很多大坝项目正在等待批准，这样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能融入到决策过程中去。
在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建设性的争论中，大坝带来的利弊已经很清楚了。大坝修建的决策，这个曾经只是政府和一些行政机构范围内的事情，如今却成为涉及到许多利益团体的一个公共过程。各利益团体都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修建大坝，或者用来替代修建大坝的方案，将带来的可能利益和潜在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一个合理的、并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任文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的灵长类科研资源
◆季维智 周 琪 宿 兵
由于处于古北界（the Palaeartic）和东洋界（the Oriental）两个动物区系的交叉地区，中国可能是东亚非人灵长类物种最丰富的国家。灵长类的研究将成为促进中国生命科学某些领域的发展或突破，如人类疾病模型、药物开发、神经科学、基因组学和进化生物学、干细胞，以及治疗性克隆研究等。然而，中国要在生命科学的相关领域取得重要发展或重大突破，必须改进研究的基础设施，包括生物安全制度和伦理原则的建立。
中国已发现化石物种7个属40余种；现生灵长类5个属21种，包括懒猴属（Nycticebus）2个种，猕猴属（Macaca）6个种，叶猴属（Trachypithecus和Semnopithecus）5个种，仰鼻猴属（Rhinopithecus）3个种，长臂猿属（Hylobates）5个种，约占世界现生灵长类物种的1/10。然而，由于环境和其他人为原因，中国的灵长类动物都已处于濒危状态，被列为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动物。
丰富的灵长类资源使中国能在许多领域开展研究，有的曾一度创造了辉煌。系统与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可追溯到140年前，而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研究文章都与分类学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及一些在国外得到很好训练的研究人员回国，分子生物学技术（DNA分析技术），引入到分类学，尤其是系统进化的研究，使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
生态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曾经一度较为活跃。这主要受60年代后期国际上对灵长类动物保护呼声高涨的影响，使中国学者意识到生态学的研究是动物保护的基础。
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在中国有相当的基础，例如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就有很强的研究队伍。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一支队伍长期从事灵长类认知行为的研究。此外，还有若干大学和研究所在从事相关研究。但是，由于灵长类动物不易操作，费用高等原因，在使用灵长类动物作为神经生物学研究模型的并不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灵长类记忆功能、学习、视觉的研究，相对进展较慢。
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灵长类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应用方面，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健康，以及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在过去，灵长类主要用于同人类健康相关的生殖技术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刺激了对灵长类生殖生理的研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研究者们已将重点放在生命机能重建和传染性疾病这两个国际上最为热门的领域。
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丰富的灵长类资源，增加在国际刊物发表具有影响的论文的数量并建立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更重要的是改进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和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伦理规则。
中国虽然是灵长类动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但迄今尚没有一个国家级灵长类研究中心。当前，基于基础设施的改进和研究队伍的加强，正在筹建中国科学院昆明灵长类研究中心，其目标是建成国际性开放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将邀请国际和中国著名的学者、教授等组成学术委员会，决定中心的研究和发展方向。
除了加大基础设施和研究的投入外，中国还应加强对动物实验的管理，包括在生物医学实验中的安全和影响，以及保持稳定的灵长类动物种群。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由于利用非人灵长类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中国尚缺乏较完整的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法规。1988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在1990年前仍存在大量使用野生灵长类进行动物实验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有关动物实验管理条规主要参照美国和欧洲的标准，但不包括实验动物使用申请程序。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体系，以防止民间的研究者绕过管理条例的限制进行灵长类的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灵长类的研究与国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只要政府加强对灵长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研究经费的投入，这种局面很可能会迅速改变。
季维智 宿兵：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周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