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健康问题
今年1月24日,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宣布,将7.5亿美元捐助给全球疫苗与防污处理联盟(GAYI),用于帮助非洲贫困儿童的疾病预防与治疗。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富有的慈善机构,其资产已达280亿美元,基金会的创始人自有崇高的想法——部分基金除了用以改善学校和图书馆设施外,一个远大的目标是想把最贫穷地区的儿童从不健康状态中解救出来。
这次给GAVI的捐款是比尔 & 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为治疗热带病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中的一个最新善举。基金会的捐款大大增加了全球对疟疾研究的投入,成为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倡导设立的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的最大一笔非政府捐款。在其资助下,许多国家为防治艾滋病的计划立了项,并催生出一批全球艾滋病病毒疫苗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在1月初发表了一份旨在为生产艾滋病病毒疫苗创造条件的倡议书。数月后,它们将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着手解决盖茨基金会所确定的阻碍其药物目标实现的14个难题,这一计划已被盖茨基金会称为“全球健康大挑战”计划。
正如“大挑战”计划所预想的那样,这样的大规模投入确实能改善热带病的研究和治疗状况。但随之而来的风险有二个,其一,谁承担费用谁就获得支配权。基金会的科学家们支配着如此一笔巨款,他们就有可能最终掌控这些领域的研究计划,尽管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其二,其他的基金会,甚至是官方基金会,可能因此而削减这方面的捐款。然后,盖茨基金会以及为其提供财源的微软公司很可能在这一领域成为一个垄断性质的利益独享的团体,倘若真的如此,这倒成了一个讽刺。
基金会与绝对控制权
所幸的是,上述两个风险一个都不会出现。对此,基金会主席帕蒂 · 斯通西弗(Patty Stonesifer)以及两位首席科学家里克 · 克劳斯纳(Rick Klausner)和海琳 · 盖尔(Helene Gayle)当然心知肚明。第一个风险可以用拍卖的办法去规避。只有那些符合基金会所定项目,特别是与研究目标直接相关的项目,通过公开竞争才能获得所需款项。如大挑战计划本身就是一个范例,该计划所列项目凝聚着各国科学家的智慧结晶,现在正由一个独立的科学家小组进行筛选。正如克劳斯纳所说“:他们的想法是推动这一议程,而不是制造议程。”至于第二风险,大家都很清醒地认识到,该基金会不存在永久的受惠者,只有那些能发挥作用的项目才能得到优先权。在这方面,GAVI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与从联合国相关机构到企业代表互不相干的联盟其资金来源,实质上是盖茨基金会在1995年的首笔同样是7.5亿美元的捐款建立起来的。这笔款项原计划使用5年,现在已到期。而这次的7.5亿美元捐款计划使用10年。
在第一个5年内,盖茨的捐款相当于GAVI的一半收入,另外的一半由其他11个国家共同出资,从而使GAVI得以自立。然而,倘若要在10年的期限内完成其服务国的90%的新生儿提供全面的疫苗保障目标,它还需要更多的现金(估计在80亿到120亿美元)。这一要求远远超出了盖茨基金会的能力。但在1月24日,挪威出资2.9亿美元,紧接着(26日),英国通过新成立的国际防染处理机构向GAVI提供了18亿美元。
尽管盖茨基金会真的不想成为这一领域的垄断者,但从捐赠者的角度看,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也就是说占支配地位的购买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经济动物”。而造就买方垄断GAVI当然是秘而不宣。也可以说,以低价购买“生命”是盖茨基金的目标之一,这一方法能使更多的人得到拯救。不过,GAVI似乎是一种更为廉价的代表,它把其所有的服务对象国(约70个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需求绑在一起,从而推出了一个巨大而稳定的买方市场以刺激更多的商家参与生产现已成熟的疫苗,并提供激励机制以开发新的疫苗。
低价购买生命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确保资金的安全使用,为此,GAVI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计程序。迄今为止,41个国家已接受了审计,其中25个国家合格,16个国家没能通过。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执行了疫苗接种计划,会受到奖励。否则,GAVI将与这个国家一起找出问题的所在并努力去解决。如果问题无法得到克服或解决,那么,有关的基金将被撤走,这种情况至今已发生了6例。
求同存异的原则始终贯穿于盖茨基金会与全球艾滋病疫苗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艾滋病疫苗生产企业的初衷是推动各捐助机构,以及科研、商业领域内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如盖茨基金会和世界艾滋病疫苗机构的合作。当然,这样的合作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商业领域的科学家为确保其所在单位的利润必须对其知识产权实行保护。但是通过确定公认的标准,对一般认定的各种疫苗进行试验,鼓励最大限度的数据交流,共同制订大批量生产与疫苗销售计划,可以促成这一计划早日成功。这一类“产业化”的实践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事实也是如此,盖茨基金会已经从一家小企业发明销售疟疾疫苗中看到了利润。
相对于GAVI的艾滋病疫苗组织,全球艾滋病生产企业(Global HIV/AIDS Vaccine Enterprise)的投机色彩似乎更浓些,因为无人确知艾滋病疫苗是否会有长足的发展。
然而,艾滋病的确对人类健康是一大威胁,同时对经济发展也是一大阻碍,那么,作这样的投机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事实上,盖茨基金会1/3的基金已花费在诸如改善妇女生殖健康、攻克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医治结核病的努力上。除了向其他基金捐款外,盖茨基金会还参与了博茨瓦纳预防艾滋病项目——非洲防治艾滋病合作伙伴(ACHAP)计划。博茨瓦纳是世界上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几乎40%的博茨瓦纳成年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对于一个,18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盖茨的善款确实能起到明显的效果。
除了贫穷,眼神中流露出的还有无奈
盖茨基金会关注的另一个国家是印度。一项名为Avahan的计划得到盖茨基金会2亿美元的资助,基金会成功动员了当地著名的板球运动员劳尔 · 德雷维德(Raul Dravid)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使艾滋病成了一个富有温情的话题。在盖尔医生看来,印度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它的国内情况有多么糟糕,虽然成年人的感染率不足1%,但这还是相当于有500万人口。光是从这一数字看,印度是继南非之后的第二个受艾滋病病毒感染最为严重的国家。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预防的话,这些情况会变得多糟。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就是要控制这一疾病的流传。
第二个基金会
大挑战计划或许有助于控制、防止这一疾病的流传,其规模是如此庞大,几乎成了基金会中的基金会(由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基金会实施管理)。它提出讨论的问题从一般的(无需冷冻的疫苗)到深奥的(发起一项减少或使传播疾病的种群处于无能力状态的战略)无所不包。
无论如何,一些最基本问题不能被忽视。正如盖茨基金会负责全球健康战略的医生戴维·弗莱明(David Fleming))博士所指出的,营养不良是使世界贫穷地区半数儿童致死的一个突出原因。因此,大挑战行动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创造出一种能在单一作物种类上具有最佳生物药效的营养物来”。因此,基因工程的发展很可能给作物培植技术带来一次革命。如果一种被称之为Billgate sia的新型健康食品有一天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该知道这应该归功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