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 · 奥维尔(George Orwell)曾说过，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独特。世上没有出现过第二个芭芭拉 · 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也永远不会出现第二个。她不仅仅是一类人的代表。有人说她是个古怪的人，有人认为她是科学界的女中豪杰，更有人把她作为自己的榜样。在这里我想谈谈我个人对她的看法。

麦克林托克是一个为追寻自己理想的人生而摒弃传统女性角色的女人。从孩提时代起她就是这么做的，并且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终生不渝。她有着不幸的童年，也许正是这不幸的童年为她的一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充足的精神动力。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对个人能力有限性的意识正是每个成功人物奋斗的动力。而这种意识在芭芭拉身上尤为明显。

芭芭拉有意选择了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但她并不缺乏女性的特质。她曾以一个女性的口吻对我说：“我不能为自己争取什么，但我能为别人奋斗。”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惑的时候，芭芭拉并没有通过选择一条与自己的天性和能力格格不入的道路来和自己过不去。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我的一生过得很好，没有留下遗憾。”尽管芭芭拉这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感受不到内心的风暴和激情。恰恰相反，她对周期性的抑郁和无助感早已习以为常，当然还有挫折感。但最后她依然对自己的一生抱着强烈的肯定态度。

科学并非一种职业，当人们硬把它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它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作为一名科学家，芭芭拉是典型的科学非职业论者。这并不是因为她抑制着要把科学作为职业的渴望，而是她无法把科学想象成个人平步青云的阶梯。芭芭拉年轻时就在科学上有了成就，并且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到了五、六十年代当她正埋头于自己最杰出的工作时，她却几乎已被科学界遗忘以至于到了不愿发表论文的地步。有时她的士气很低落，虽然她完全相信自己的发现——遗传因子的“转座”现象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人都要依赖别人的认同。有了认同我们便能发展，而失去了认同则只能忍受煎熬。当“转座子”在细菌、酵母及其他生命体中被证明存在时，芭芭拉在科学界一下子被抬升到了极高的地位，赢得了无数荣誉。这使得她几乎无法承受。她感到有责任顺从和接受这些荣誉，而这一切给她带来的并非快乐和满足，而是巨大的痛苦！她的工作为世人理解和接受是一回事，而在公众面前亮相出席各种活动则又是另一回事。

芭芭拉并没有让内心的不安打搅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工作。只有百分之百真诚的人才能做到这点。她在科学上的成就源自于她对事物（包括那些与她的发现毫不相干的事物）的客观性的尊重。有人说芭芭拉的思想有神秘主义的特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对她来说，客观真相都有神秘的起源，无论是对内在的或是外在的事物她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她发论文的速度很慢，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曾对我说：“我必须确认那里面没有差错。”每个认识芭芭拉的人都知道一旦她确认了某件事情，她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我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有时我无法理解她的解释，但我不用担心，因为我对她的结论有信心。另外她像是一个神秘学的天才，因为她能知道一些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实，所以有时候的确无法解释她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

她的理解方式迅速而直接。她对细胞学和遗传学的深入理解对她的发现其实贡献并不大。她的发现取决于一种我称之为洞察力的东西。她对人也有洞察力。她往往对别人反应强烈，并对他们身上不对的地方极为敏感。她不是一个可以捉弄的人。她对别人的评价绝不是故意挖苦也没有一丝恶意，但她的评判标准无疑是与时代不一致的。对于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她也不赞成给予过多的关爱和照顾。一次她对我说：“培养学生需要费那么多事吗？让他们自己游泳或者就淹死。”

她的另一个天赋是抑制自己的杂念。她能像瑜伽修行者一样让自己感受不到疼痛。去看牙医时她总说自己不怕疼，因为通过心理的调节她确实感觉不到疼痛。

在过去35年中，我们的对话主要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芭芭拉对接踵而至的拜访者感到十分厌倦，许多这样的不速之客都不理解她对个人隐私的需要——独自在实验室待着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我也基本尊重她的这种想法，尤其是在她的晚年。但1992年6月，我在没有事先通知她的情况下访问了冷泉港。起初她有点狼狈甚至惊慌。我们一起散了步，然后在她的小客厅里坐了会儿。到了我该走的时候，她随我走到门口，出了门，并专注地看着我离去。当我转身向她挥手时，我们互相凝视，彼此都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能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告别，这在一生中是多么宝贵啊。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流。她似乎日益虚弱。在她去世前的一个礼拜，我送给她一本关于最近的冰川时期的书。她立即开始读那本书，在我们最后一次通话中她还告诉我她读这本书是多么兴趣盎然。她又找回了对世界和自然界的兴趣，使我丝毫感受不到她几个月前还清晰地流露出的“一切都结束了，我快要去了”的意思。然而我知道，她的这种情绪虽然暂时被掩盖，最终还将浮出水面。最终芭芭拉决定她的时间到了，她总是做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无法解释我们友谊的根基。在年龄上我们几乎相差一代，在背景和成长环境、性情和习惯甚至科学兴趣等方面都大相径庭。但我们几乎总能相互理解，毫无保留地吐露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受任何利益的驱使，是纯粹无偿的。她的去世让我想到了一种再也不会出现在世界上的神奇物种的灭绝。有些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大大超越了他们的个人魅力。但未来只是通过她的发现而知道芭芭拉的人们将只能看到她的影子。假如她没有做出任何重要的发现，我也将像现在这样真实地感受到她。她的朋友们将永远保留关于她的独特的回忆，并且惊叹于基因和经历赐予她的一切。

(本文作者霍华德 · 格林Howard Green)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