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贝 · 梅杜派(Thebe Medupe)是在南非麦非肯(Mafikeng)附近的穷乡村里长大的，那里距约翰内斯堡约四个小时的路程。台贝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了《非洲宇宙》这部影片的副导演和发行者。这是一部关于非洲的传统天文学的影片，于2002年发行。他在南非天文台当研究员，在那里，他积极投入到一项鼓励南非的黑人从事天文学研究的计划中去。目前，他正用塞兹瓦那语写作一本有关民族天文学的书。以下是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记者C · 亚伯拉罕(Curtis Abraham)对他的访谈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迷上天文学的？
台贝：在1986年，我13岁时，哈雷彗星经过我们的上空。这在当时是一条重大新闻。我们的学校-麦非肯的姆马巴托(Mmabatho)中学为此组织了一个天文戏剧周。我记得我们的英语教师要求我们写一篇幻想在另一个星球上生活的文章，这激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那一年底，我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有关如何运用在家里也能找到的材料制作望远镜的书。我用纸板盒和从学校借来的棱镜做了一个2英尺的折射望远镜。记得第一天晚上，我将望远镜对准了月亮。我被它深深打动了。我开始描绘月亮，还喜欢看木星的卫星以及金星的变相。我还从祖父那里学到如何欣赏夜空。我们常常围坐在火堆旁，遥望星空，聆听各种各样的故事。
记者：他们给你讲一些什么故事呢？
台贝：我的祖父经常给我讲关于那卡星(Naka，即天狼星)的故事。那卡星非常亮，它的出现意味着冬季的来临。如果人们在黎明看见它，就知道应该让孩子们离开父母去上初等学校了。在塞兹瓦那文里，那卡的意思就是“像号角一样的星星”。人们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很久以前，人们每年都吹响牛角来宣布它的第一次出现，在乡村还会举行庆典。后来我才知道，它和天空中第二颗最亮的星星——老人星(Canopus)一样，为天文学家们熟知。
记者：你最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卡里哈利沙漠的布希曼(Bush-men)部落和马里的多冈部落(Dogon)中间调查，听他们的有关天文的神话故事。你打算做什么呢？
台贝：1998年，开普敦的电影制作者向我提出共同制作一部关于非洲传统的天文知识的纪录片。我们和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 · 沙根(Carl Sagan)的遗孀安 · 德鲁彦(Ann Druyan)所拥有的宇宙工作室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这部影片叫做《非洲宇宙》。在影片里，有一部分内容是描写我在南非乡村成长的历程，以及我是如何形成了对天文学的兴趣并制作了我的第一个望远镜。但影片主要是我在整个非洲探求宇宙和非洲之间的联系的旅程。它发行于2002年，已经在南非的剧场和美国电影节上上映了。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了布希曼人和多冈人？
台贝：我们的目标是摄制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依靠星体的部落。多冈人特别适合这个要求，因为他们的文化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几乎没怎么改变。布希曼人也是如此。他们是非洲最古老的部落。
记者：他们向你讲述了什么？
台贝：布希曼人有许多传说。例如，他们认为银河是由一位布希曼姑娘创造出来的。这位姑娘想得到一点光明，就把木灰扔向天空，从而形成了银河。她还把不同颜色燃烧着的树根扔向天空，就形成了不同颜色的星体。
还有一个关于南十字星座中的两颗星——南十字a和南十字γ的故事。上帝有两个儿子，叫做康卡(Khanka)和孔马(Khoma)。他们和一群狮子一起去打猎，结果狮子背叛了他们，将他们吃掉了。上帝非常的生气和绝望，就创造出火，藏在流星中，并伪装成大羚羊的角。上帝命令流星开火并击中了狮子，将它们杀死。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人间也有了火。康卡和孔马就是南十字a和南十字γ。
布希曼人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例如，天空神的七个女儿(即昴宿星团)都嫁给了一个猎人。一天傍晚，猎人出去猎取斑马(即猎户座腰带的三颗星)。但他的箭法太差，全都没射中。他又害怕附近的狮子(即参宿四)，不敢去捡回弓箭(即猎户之剑)。不幸的猎人是那么的窘迫，没脸回去见他的七个妻子，因为他没有食物带给她们。他就呆在寒冷的原野里，变成了名叫艾尔帕兰的星(Aldebaran，即毕宿五)。
记者：那你从多冈人那里学到了什么？
台贝：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星体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运用星宿来预测雨季的来临和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种植。他们对于星体的知识非常精确。多冈的一位老人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昴星团升起的时间和方位。当我在便携式电脑中运用天体软件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是完全吻合的。对他们来说，掌握天体运动的知识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他们也有自己的月历。他们把一个月分为6个星期，每个星期有5天。实际上，他们的一个月包含29.5天，与太阳历相比，每年少11天，3年后就累积到33天或近一个月。有的社会将它设置为一个闰月——例如，多冈人就在他们的历法中加上一个13月。
记者：让多冈人告诉你他们的知识是否困难？
台贝：多冈人的社会结构组织方法使信息的交流比较费时。他们有一套等级制度，在多冈人的部落里，每一一个人都有固定的角色。例如，一个铁匠不能说有关音乐的任何事情，因为那不是他的角色。因此，当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位部落的长者，向他问起他们的生活与星宿有怎样的联系时，他只是让我们去学习他们是如何生活的，那样就会得到答案。结果证明那是正确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只能按照他们的方式来进行。
记者：你曾与这些传统的非洲部落之间有过矛盾吗？
台贝：2001年6月，我们准备拍摄布希曼人在日偏食发生时的情况。我们对他们在那时的反应很感兴趣，并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关于日食预兆的故事。我们想记录他们对不可预测的事件的反应。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提前几天就给他们讲了这件事。布希曼人认为日食是一种坏兆头。日食发生那天，他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明显警觉到我们曾经问起过这件事。他们说：“月亮被什么东西啃掉了一部分，这怎么可能？肯定是这些拍电影的人搞的鬼，肯定是台贝和他那指着太阳的望远镜。”
我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至少，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给他们说，我们不能控制宇宙事件，我们的望远镜只是一个有趣的放大镜。他们似乎理解了这个，傍晚的一场舞蹈化解了所有的紧张。最后那天，我们沿着村子行进，并问部落首领太阳以及很近的一些恒星像什么。他回答说，它们都是圆形的球。
记者：将传统的知识与信仰带给一个外行的观众有什么价值呢？
台贝：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让非洲的年轻人意识到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渴望观察天空。这是解开科学神秘的面纱，并把它带给大众的一种方法。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总说黑人依靠他们。他们常用的一个荒诞的说法就是，黑人的祖先无法利用自然而生存。他们总是说我们除了做南非白人的园丁和仆人以外，其他的职业都只是做梦。《非洲宇宙》清楚地展示了古代社会是能依靠观察星球的运动而生活的。
影片的目的就是让年青人建立自豪感。我们用非洲的历史来告诉他们，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属于他们的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多。他们能够在科学领域找到自己的职业。
记者：“对他们来说，了解星球的运动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台贝：真正触动我的事情之一，就是西方的天文学家认为，黑色人种与世界上其他种族的不同，某种程度上就在于黑人对天文学不感兴趣。我想证明这种陈见是错误的。
记者：从20世纪早期开始，开普敦大学的图书馆里就能找到论述非洲社会的宇宙信仰的文章。为什么让公众了解这些知识花了如此长的时间？
台贝：我认为这是因为旧政权妄图否认南非黑人过去具有能使他们获得解放的知识。记住，他们日常的政策就是限制我们追求自由的渴望。我们甚至不能想象从事能提高我们的经济和精神地位的职业。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允许黑人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建立起自己的信仰，那他们就无法控制我们，种族隔离政策也不再能维持下去了。
记者：美国人们对这部影片的反应如何？
台贝：我想，它使非裔美国人记起了他们与非洲的关系。他们也看到了，历史是如何被用来医治伤口的。有一些人说，他们很赞同我从事将我的职业与非洲传统结合起来进行的探索。
影片从我在非洲各地的部落的探索和访问开始，最后以我教中学学生如何制作望远镜，用这些望远镜观察月亮结束。最后的部分是很积极和感人的。它给了我一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去回答一个流行于非洲、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将黑人小孩吸引到科技职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