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并且人应当始终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沦为工具。克隆人技术的运用，将人的唯一性予以突破，使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被打破，其结果是淡化了人的价值。而且克隆人技术所能做的仅仅是复制出一个肉体的人，却对精神的人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那个社会无能为力。因此，克隆人技术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此后，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不断地予以确认。至今，人的生命、尊严已被公认为是第一位的价值追求。由此，一切问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文化的，甚至是科学技术上的皆须从人的视角加以分析和阐释才方有价值。如此，对于克隆人的讨论自当也是概莫能外的。换言之，对于克隆人技术是是非非的讨论最终都要落脚到对人的终级关怀上。

唯一的人不能克隆

　　经典作家曾谓：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宝贵性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人的唯一性。换言之，正因为人与人的不同，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所以我们才说人之宝贵。

　　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所有理据的基础便在于人的唯一性。因为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因而对这种神圣的“唯一性”的任何突破都可以被视为是对人至高无上价值的贬损。依常识，可以替代的东西，即使宝贵，那也是有价的。比如，商品。唯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方可称其为宝贵，因为它是无价的。譬如，人的生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严、感情。

　　但是，假如人可以复制，那在此时，人将与商品无异。果如此，那么真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为一旦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加以复制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了人与人的差异性。由此，作为个体的人的唯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人的宝贵性也必将会荡然无存。这决非是“狼来了”的幼稚谎言，也不是杞人忧天的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克隆人技术盛行的时代，我们再也无需担心他人的安危冷暖，因为假使我们的亲朋好友遭遇不幸之时，我们大可不必为之伤心痛苦，我们完全可以向上帝之外的另一个“造物主”祈求，请求21世纪的“上帝”还他（她，当然更有它）一个来生。至此，人类几千年来的涅縏、死而复生的幻想果真是实现了。但梦想是如愿以偿了，可结果却决非所愿。正如上文所述，人的唯一性不复存在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的宝贵性丧失的那一天。

　　梦想成真的日子倒成了一个恶梦的开始。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这出闹剧的唯一导演却又是我们自己——丧失理性的人类自己。

有限的人不能永恒

　　先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有限的人不能永恒”，仅仅是指物质的人。作者深信：精神的人是能得以永恒的，而且正是由此人类的文明才能绵延不断。

　　如果说人的唯一性是使他人感受到自己的宝贵、自己的价值，从而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相互珍惜、互相关爱；那么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则是使自己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和价值，从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善待自己，并能珍惜和享受生命。

　　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向死而存”的理论正是从阐发死亡的意义中来认识生命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他指出，死是生命的本质意义：唯有死的可能，才使生显示出其意义，包括存在与创造的意义；死亡贯穿于生命的历程，死亡不止是生命的终端，而且是向死的存在。概言之，死亡的存在或者说人生命的有限性突显了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有限性不断激发着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作无穷的努力。

　　然而，克隆人技术却是在根本上对之的反动。它以技术的手段复制着人的生命，使人在肉体上得以永恒，它不仅仅是开启了人类长生不老的幻想之门，其最终的恶果是很可能导致淡化人的价值，使人轻视、贬抑自身的价值，并引发践踏生命的恶劣行径。

　灵魂的人“无以复制”

　　必须看到，即使是在未来有那么一天，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完备、成熟，我们仍然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说作为肉体的人可以运用技术加以复制，但灵魂上的那个人却是无法克隆的。

　　人的存在决不单单是一个肉体或者说是物质的存在，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区别于动物不仅仅在于其能直立行走，抑或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在此我无意怀疑这两点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性），更在于其能思考，是一种能创造文化、缔造文明的生物。必须认识到，血脉相承中所谓的“血”决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液，它应该更是一种浸透着道德、法律、历史、现实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构成。

　　但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存在却是为技术所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的东西是历史的、主观的。就其历史性而言，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着传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要以切身体验为前提，它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其主观性以言，我们知道主观的东西是不能用技术的手段进行拟制的。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复杂的。物质决定意识不假，但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它的存在有自己的规律性。

　　所以，事实就是，在技术上所复制的那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至少不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它至多是一个纯粹肉体的存在。因而，它不具备人成其为人的基本内核——精神价值。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

　　中国的儒家经典一向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生物，正在于其精神的一面。不论孟子的舍身取义（见《告子章句上》），或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语出《王制》）都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义）的存在。丧失了灵魂的人必将与禽兽无异。

　社会的人无法复制

　　鼓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认为，克隆人技术可以为某些无生殖能力的人，或因意外丧失亲友的人提供帮助。这应是人类的福音。

　　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人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为人的成长、成才、成功提供了基本条件，因而我们在思考问题、进行判断时，不仅要考虑单个的人，更应注意到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已经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移转的今天。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发现，克隆人技术所能做的也只是复制出一个物质的人，而对于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却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鉴于此，我们对于即使是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也提倡计划生育。当然对于那些无生育能力的夫妇而言，我们也未曾剥夺其生儿育女的权利，不允许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因为除了克隆技术外，我们还可以用辅助人工生殖技术帮助他们实现其愿望。何况，我们的现行法律也未对领养孩子完全禁止。

技术的可能性与应当性

　　康德说：“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引自《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克隆人技术和历史上把奴隶当成工具一样，也是对人的目的性的反动，都是把人从目的降为工具，使人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因此是反人类的行径。

　　目前，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各国政府，大多认为：应当禁止人类的克隆生殖。早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世界人类基因工程与人权宣言》中明确规定：“与人类尊严相抵触的做法，例如人体的生殖性克隆，不予允许。”之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我国政府都以法律或政府文件的形式宣布：不允许克隆人实验。

　　的确，在人的神圣光环下，任何一种技术都须予以严格审查，都须要用是否最终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标准予以判断和选择。质言之，一切与人的尊严、价值相佐的东西都应该接受检讨。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技术上可能的不一定都应当去做。在做与不做之间一个基础性的抉择原则，就是能否维护和拓展人的尊严和价值。至此，一个当然的结论便是：在人的神圣光环下，克隆人技术是不应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