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位于美国波士顿地区的麻省理工学院以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能力强而闻名于世，雷达、万维网等改变世界的发明都源出于这所学校。如今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尖子学生具有何种状态？他们正在实验室里忙些什么？不久前美国《发现》杂志记者发回的这组报道对此作了披露——

正如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证实的那样：严格地讲MIT的学生们举止并不是“很正常”。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化缘自一种多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可以让地球上最具创造性大脑的人们孕育出思想，而且还能把这些思想付诸实施。

麻省理工学院（MIT）有一个被称作Tetazoo的宿舍楼，Tetazoo是“东校区第三动物园”的意思。眼下几个衣着很不讲究的学生，其中包括22岁的萨姆 · 肯丁（Sam Kendig）正以最快的速度，把组合床顺着教室的走廊搬了进来，从走廊经过的实验室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们知道，一年一度的周末神秘搜寻活动已拉开了序幕——在MIT140年的历史中，这些走廊不仅出现过怪医多利德、作家修 · 罗夫亭、建筑师贝聿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 安南、发明家库兹韦尔、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威廉姆 · 福特的身影，而且有5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名宇航员在这里走过。

20世纪6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另一端的哈佛大学，校园生活意味着抗议越战、放弃幻想、更新建筑，反主流文化的人们把MIT看成五角大楼的前线，这里的书呆子们在研制雷达、导弹以及凝固汽油弹。很明显，现在这些人赢得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技术已经主宰了地球。

MIT电子研究协会，学生范德 · 林德正在从20世纪60年代的磁带驱动器里拆卸一些部件。他说：“旧设备里往往有一些好的东西”

对此，我们可以深刻的反思，万维网于1994年在MIT诞生。同年，MIT毕业生创建的各类公司创造了2320亿美元的价值，并在全世界范围内雇佣了100万人。现在，智能手机以及Google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管当时MIT的学生对什么感兴趣，都将在10年左右的时间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MIT的文化缘自一种多产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地球上最具创造性大脑的人们孕育出思想，而且还能把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毕竟技术的定义是“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的科学”。

当然，这些思想并不总是与现实这么贴近。以一年一度的神秘搜寻活动为例，萨姆和他的同伴们把家具拖进了一间教室，因为他们要在教室里住上几天几夜来破解大约150个复杂的谜团，同时还要存储这些天用于果腹的食品（糖果、烤土豆片、动物饼干、蛋糕、山露汽水等）。

不论科技含量的高低，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业余时间。有的在计算着微积分和玩拼字游戏，也有的彼此在交换信息和临摹西斯廷教堂的绘画

去年MIT有26个参赛队参与了神秘搜寻活动。萨姆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愿意在一起共同解决难题，这有很多乐趣”。这里所说的乐趣是指把积蓄了一学期的智慧集中在3天内发挥出来。举例来说，活动中的每道难题就像纵横字谜游戏一样，要先从一级开始，然后像摩尔斯电码破解般的过渡到下一级。最后一级要把所有150个新奇古怪的答案进行综合考虑，找出这个益智游戏的最终答案，即最终找到一个隐藏的圆形物品（1980年是带有印地安人头像的硬币，2年前是一个CD-Rom盘）。获胜队最终得到的奖品是（需要花数月时间）为下一年的神秘搜寻活动设计难题。

比赛开始了，参赛者在黑板上画出柱形图，在电脑上敲打着。“谁擅长历史？”“有人知道这首MP3歌吗？”“谁擅长数列？”“有人擅长纸牌游戏吗？”“谁想研究莎士比亚？”此时，萨姆正在研究着一个缩写词，数字7后面跟着一串字母J. B. F. S. S. C......

他们确实非常博学。在去年毕业班的大约1000名学生中，入学考试分数是MIT历史上最高的。来自美国45个州以及47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半来自公立高中。在MIT工作了25年的招生办主任玛莉妮 · 琼斯（Marilee Jones）说：“在20世纪80年代，男女考生在数学成绩上存在10%～30%的差别。而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各门课程都是800分的女生。”哈佛大学原校长劳伦斯 · 萨默（Lawrence Summers）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男生和女生在数学和科学能力上可能存在的差别时，一位女教授起身走了出去。MIT最近任命了神经学家苏珊 · 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为校长，目前MIT的女教师达到18%，2005级学生中43%是女性。

正如MIT学生所说的，校园里的课业非常艰难而且没完没了，“就像从消防水管中找水喝似的”。或许在MIT词典里用的最多的缩写词是IHTFP，即根据你承受的压力，或是把它理解为我恨这地狱般的地方，或是我真正找到了天堂。对许多学生来说，就是在“工作、朋友、睡觉”中选择其中两样。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每年1月份的自由活动日，在为期4周的自由活动日期间，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科目学习或者睡觉，但几乎没有人选择后者。

让我们再回到神秘搜寻活动中来。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莎拉 · 纽曼（Sarah Newman）是行星科学专业的学生，她正在解一道逻辑难题，夜晚也一直在排练“谁是汤米”这部作品，该作品是一部摇滚歌剧，由一个巫师扮演怪才——离群索居，但在某一领域极具天赋。然而莎拉却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在舞蹈课上，恰恰舞清晰的节奏声不断地在飘荡；在服装摊位上，年龄稍大点的人在教学生如何打温莎结（温莎结是一种英国式的领带打结法）；在咖啡馆，一名亚裔学生正在询问如何用刀叉，以及如何处理同寝室人之间的相处问题。

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认为他们生活中应该不乏一些优雅。所以许多学生参加了在自由活动日期间开设的礼仪班等各类非正式的课程：在舞蹈课上，恰恰舞清晰的节奏声不断地在飘荡；在服装摊位上，年龄稍大点的人在教学生如何打温莎结（温莎结是一种英国式的领带打结法）；在咖啡馆，一名亚裔学生正在询问如何用刀叉，以及如何处理同寝室人之间的相处问题。

与其他人相比，MIT的学生之间不大可能流行“hook-up”式的男欢女爱的一夜情，因为MIT的女生并不接受男生认可的那种“需要”的影响，她们只为自己的成就所动。一位参加礼仪课程的男生抱怨大家都在谈论学术：“我遇到的女孩子仅会谈论其专业，如量子物理等，而且也不善言谈”。一位女孩则讥讽说：“这可能是学校所特有的现象”。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校园里寻找爱情，这种爱情最终常常发展成一种家庭关系。

每周二，阿曼达为住在宿舍楼的室友烘烤饼干

来自夏威夷主修航空学的大一学生克里斯 · 霍夫曼（Chris Hoffman）是一个漂亮潇洒的男孩，他身高五尺四寸，在中学时只有几个人比他矮，但在这里就不显得那么矮了，许多朋友都很瘦小，看来“MIT适合那种刻板的书呆子型——个头矮、身体单薄、看起来显得年轻的人学习”。在校际划艇队的比赛中这种现象比较明显，其他参赛队都是高大的白种人，只有MIT队显得矮小。

在MIT，Tetazoo宿舍楼除了有“东校区第三动物园”的谓称，还有“白痴”、“东部怪物”这样的名字，但没人在宿舍楼吸烟（宿舍楼禁止吸烟），大多数人不太喝酒，也没有人看电视，但走廊四周贴满壁画，一幅陈旧不堪的模样。房间内，到处随意摆放着建筑设计图纸，学生有可能整夜都在拆卸或是组装东西。就寝时间是凌晨5点，这也是许多“恶作剧”起源的地方。

恶作剧的目标之一是校园中心的大圆屋顶，如1994年的早晨，一辆实物大小的警车和一个由假人装扮的警察及一箱油炸圈饼出现在大圆屋顶上；1996年大圆屋顶曾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带有螺旋推进器的无檐帽子；2001年大圆屋顶被装饰成电影“指环王”中的刻有小精灵书法的巨大指环；2003年还曾被“改造”成“小鹰号”航空母舰的底座，以此纪念莱特兄弟首次动力飞行100周年。负责学生生活的助理院长史蒂夫 · 伊莫曼（SteveImmerman）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按装警报器、上锁等——来防止学生们爬到大圆顶上进行的恶作剧”，“但同时我们为他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一切说明了他们的能力。”

MIT的学生文森特 · 陈（VincentChen）认为，在西校区的学生看来，东校区的学生有点古怪、自傲，这种恶作剧是在浪费时间。“也许西校区的学生有点保守，或许他们在毕业时会更好地融入社会。”阿曼达（Amanda）说：“当你想到西校区时，你就想到了兄弟会的聚会和啤酒；当你想到东校区时，你就会想到激情”。阿曼达所在的宿舍楼从地理位置上讲属于西边，但按类别属于东边。西边是软科技、生物和经济学学生宿舍楼；东边是硬科技、数学和工程学学生宿舍楼。用萨姆一个朋友的话说就是：“从WindowsMe系统到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

在MIT，“正常”是一个相对的字眼，有时甚至连西校区和兄弟会都有些古怪（西校区只有少数几个他们自己的神秘搜索队）。凌晨2：30神秘搜寻活动仍在进行着，此时萨姆正在用一根攀岩绳比画着试图解开一道难题。萨姆使用的测量器叫做“斯默特”（是以兄弟会成员O. Smoot的名字命名的。1958年斯默特曾用其身体测量了MIT附近的查尔斯河上的桥的两端距离，长度为364. 4斯默特加一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利弗 · 斯默特离开MIT后曾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主席。

在二战后的年代里，MIT许多大学生把所学专业运用到军事上。到了越南战争时，部分学生甚至主张将MIT该称“军事理工学院”。莎拉的父母曾是MIT的学生，父亲现在是一名神经科学教授，毕业时带有支持越南战争的倾向。莎拉本人目前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她无法确定今夏究竟是到以色列用Java语言教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青少年如何共存，还是到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去实习。

已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理查德 · 费曼（Richard Feynman）非常喜欢他在MIT度过的时光，他写道：“它已经自身发展成了一种精神，那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就像纽约人看纽约一样”。

当时作为研究生的费曼，为了把物理学理论造福于人类，通过洛斯 ·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付诸了实施（制造炸弹）。

MIT的学生们经常通宵聚在宿舍大厅里干一些别人看来疯狂的事情。

MIT的女生们也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

这些天，当传来遥控装置在阿富汗的使命，以及人类在火星表面行走的消息时，甚至不听新闻的书呆子们也知道民族之间的分歧。萨姆的研究重点是微电子机械系统，他的名字出现在一篇名为“用微机电系统（MEMS）类静电感应涡轮发电机发电”的论文上。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萨姆像MIT许多学生一样，期待着拿到更高学位。他需要资助，硬着头皮接受了林肯实验室的面试（但他并不想在那里干），他说：“那里的工作太注重军事上的应用，而我更喜欢作为一种爱好来从事某种工作”。物理专业学生达蒙 · F · 林德同意这个观点，他说：“特别是针对伊拉克问题，我并不想从事武器系统的研制。”达蒙感兴趣的是风能涡轮机以及第三世界需要的技术。

多少年以来，如果MIT是旧机器文化的灵魂，那么今天它培养了这些既有头脑又有善心的书呆子们对于知识的实际应用已经从权利转移到了财富，以及对人类的挚爱——这是人和机器的“婚姻”。或许这些博学的书呆子们目前正在未知世界里探索。

20世纪80年代，许多MIT的毕业生为了追求金钱而到了华尔街。到了90年代，硅谷又吸引了大批人才。但是新千年的学生更多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被一些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状况的技术和方法吸引着。学院本身一直在稳步地进入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政府每年投入MIT的研究经费是4亿多美元。

获得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硕士学位的斯蒂芬妮（Stephanie）现年23岁，刚从巴西回来，她目前正准备攻读科技和政策学位。在巴西，她通过讲授水测试方法和不用电能的冷藏方法以此来提高她的葡萄牙语。除此之外，她还学了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和汉语。而詹妮 · 胡（Jenny Hu）的论文“高产出的生物学检测微流体平台”是一项快速廉价的遗传学实验技术。她说：“我喜欢帮助别人，而不仅仅是产品的制造者”。22岁的丹尼，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曾在不到2天的时间从波士顿骑车到纽约。他还参与了一个给非洲医院制作电力配套设施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在完成了医用微型无线传感器的硕士学位项目后，丹尼说：“我想衡量一个医生的标准，是他能否把和平、善良和安逸带给他的患者”。

又经历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后，2005级的学生将要毕业。一个被称作无尽头的走廊（the Infinite Corridor）连接了东校区和西校区（该走廊并非无尽头，只是学生在上课快要迟到时才感觉到它的漫长而得名）。在被称作MIT巨石柱群的现象中，落日透过学校的大门直接照射到走廊里，照射到额头上顶着木棒身体保持平衡的小丑身上，照射到为印度洋海啸募捐的志愿者身上，照射到通往纳米技术实验室的门口，照射到在消防水带后面神秘搜寻活动中藏匿金币的地方，这时，数以百计的学生沿着光明之路分别向西、向东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