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一张过去100年内最伟大的生物学家的名单，那么，克里斯蒂安 · N · 沃尔哈德一定会榜上有名——
上世纪80年代，克里斯蒂安 · N · 沃尔哈德(Christiane N. Volhard)和埃里克 · F · 维斯查斯(Eric F. Wieschaus)解决了生命之谜的一个核心问题：受精卵中的基因如何指导胚胎的形成。由于这项工作，沃尔哈德博士、维斯查斯博士和爱德华 · L · 刘易斯(Edward B. Lewis)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自此，沃尔哈德也仅仅是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第10位女性。
今年63岁的沃尔哈德目前管理着位于德国蒂宾根市的马普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在业余时间她致力于提高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她拿出个人积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莱雅女科学家奖的10万美元奖金设立了“克里斯蒂安 · N · 沃尔哈德基金”，为青年女科学家提供照看孩子和家政服务。沃尔哈德博士6月在纽约就其新书《孕育新生：基因如何引导发育》的出版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克劳迪娅 · 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的采访。
记者：为请保姆设立奖金？男性诺贝尔奖获得者会想到这回事吗？
沃尔哈德：没人想到过！(大笑)没得诺贝尔奖的也没想到过。
我经常被人问起为什么女性在科学界受到歧视，对此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于歧视的态度，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当人们的行为构成歧视的时候，我们可以制止。在马普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我们做了本小册子告诉男性同事哪些是歧视行为，因为他们经常意识不到。
德国科学界还存在一个特殊问题。一旦女科学家怀孕我们就失去了她们。部分原因是由于她们的丈夫、老板和政府鼓励她们休长假。
日尔曼民族的传统认为，只有母亲恢复得彻底，孩子才会成长健康。很多女性因此需要离开岗位2～3年，这使她们很难跟上最新的工作。最终她们只能选择退出。
记者：400美元一个月的奖金怎么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呢？
沃尔哈德：我们先寻找有才华的、失之可惜的人选，对她们说：用这些钱把自己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我们期望她们能够全职工作，白天给孩子请个保姆，旨在为她们减轻工作之外照看孩子的负担。
记者：您当学生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性别偏好呢？
沃尔哈德：我没有孩子。但我的博士论文发表时，我只被列为第二作者。当时实验室的老板跟我说：“让他当第一作者吧。他启动了这个项目并且还有家庭，他需要这个职业。”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做的；而我却答应了这个请求！现在想起来还是忿忿不平。
记者：去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 ·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女性“天生缺乏科学头脑”。您是否对此也感到忿忿不平呢？
沃尔哈德：他错了。男性和女性的智力在数学及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任何差别。男女之间基因的差别只是一条Y染色体，这和智力无关。
最让我头疼的是可能有人会想：“哈佛校长的话应该没错吧，这句话只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非议。”其实萨默斯的话在科学上也不成立。
记者：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发现时，您是否感到“啊，我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沃尔哈德：埃里克 · 维斯查斯和我做实验时就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但当时想得更多的是实验本身是否正确。
记者：您能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一下您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吗？
沃尔哈德：首先，我们培育了很多只缺乏一个基因的果蝇群落。如果一个胚胎没有发育出脑袋或一个内脏器官，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基因与脑袋或者那个内脏器官有关。”我们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描述了20多个与胚胎定向发育有关的“受控基因”。通过当时还算比较新的手段，我们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分离出了那些基因。
我们从生物化学的角度了解了它们的用途以及相互作用的机理。
总之，我们详细了解了基因如何决定胚胎的形态，并发现这些基因中有很多与导致人类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类似。我们没有预期到这一点，但我想诺贝尔奖委员会一定觉得这很重要。
记者：目前你们国家的元首是个物理学博士。您是否认为安吉拉 · 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当选有助于女性在德国科学界地位的提高？
沃尔哈德：可能有一定影响。我很高兴她当选了，因为她能从意识形态以外的角度理解科学。在绿党和一些社会主义党派里有些人是反对科学的。他们反对转基因食品和核能。她却能看穿这些，可能这会有所帮助。
另外，自从1990年我们就有了胚胎保护法案，认为卵子从受精开始就是人。皮氏培养皿里面的细胞居然被认为等同于一个完整的人！
记者：德国的胚胎保护法案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纳粹时期德国医生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省？
沃尔哈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德国的科研法律带有这么强烈的限制性——为了保持“安全”。如果人们不懂干细胞或者基因治疗，他们会说，“我们来制定法律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吧。”
记者：您出生于1942年。您是否问过您的父母他们在纳粹时期做过什么？
沃尔哈德：我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和老师有过这样的对话——多数情况下父母不愿说这些。我们家说过这事。他们虽然不是英雄，但也还过得去，至少不是纳粹党的。我祖父还因此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收留犹太人。我的一个姨妈曾被关在集中营。
我的一个同事是迪特利希 · 邦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反希特勒领袖)的侄子。我们也曾惊恐地看到人们如何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而挣扎着。
当时我母亲和在前线的父亲之间的通信全是关于哪里能得到食物或者为小简妮织件绒线衫。战争结束后，我母亲也常跟艾米 · 邦霍华(迪特利希 · 邦霍华的嫂子)在一起。她们帮助奥斯威辛的难民为集中营头目的暴行作证。我母亲说当时她还为一些事感到悔恨，她要做些好事来弥补。
记者：人们常说艺术作品与科学探索是相似的。您的看法呢？
沃尔哈德：是，也不是。理解自然现象当然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科学发现就不再依赖于科学家本人的特点了。不管谁发现了DNA双螺旋，事实已经摆在那里。究竟是沃森和克里克还是罗萨琳德 · 富兰克林发现了它已经变得不重要。但是不管过了多久，莫扎特永远是莫扎特。
记者：我读过的每篇关于您的文章都说您能“烤出完美的巧克力蛋糕”。为什么呢？
沃尔哈德：这是真的！他们都要确认一下“她还是个女人”。对成功女性的偏见是很可怕的。如果她长得漂亮，那她一定很笨。或者如果她很聪明，那她一定很丑，或者脾气很坏。我想人们知道我烤得一手好蛋糕一定会感觉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