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在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后，法新社有一个评论：“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人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确实，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花了103个月，前苏联花了75个月，英国为67个月，法国102个月(据说，还是靠了英国的帮助)，而中国只花了32个月！美国的一些报告称，美国只花87个月，这是指从第一个氢弹原理试验算起；前苏联、英、法都未作过这种试验；如果用这样的算法，那中国只花了26个月！

直到最近，一些人(例如美国专家Tom Reed和Danny Stillman)还在思考并问及为什么中国发展氢弹如此快？我们曾回答：“首先，因为我国有中央集中领导，能动员国家的一切人力物力”。他们立刻辩驳说：“这个优势前苏联也同样存在！”我们说，“第二，我们有很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同样辩驳：“前苏联优秀科学家的数量更多！”我们最后列出了中国特有的优势：“我们倡导学术民主。有专业特长的资深学者与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青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相互启发，探讨着氢弹的奥秘。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青人说出了一些自己也吃不准的想法，但被有深厚功底的学者抓住并加以综合、升华，然后形成一个粗糙的方案，经过详细计算，认真分析，决定取舍。这种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讨论会一个又一个，日以继夜，座无虚席，最终才突破了难题，牵到了氢弹的‘牛鼻子’！”对于这一点分析，我们还没有听到美国专家进一步的辩驳。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是我国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写了一副对联精辟地描述了中国攻克氢弹的经验：“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试想，如果当时搞氢弹的一批人中有一两个权威高高在上，而年青人只知道盲从，这样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解决难题吗？如果当时在座的某些人一直在想，这项研究成功后，哪些人可以获奖，谁将排第几位，这样能够形成生动的讨论氛围吗？不论是这批默默无闻的献身于我国国防事业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数学家陈景润，他们在日夜奋斗时从来都是远离名利，他们出于对科学的好奇心与兴趣、为了祖国的事业，不顾艰苦的生活条件，不断思索，终于以世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取得巨大的成就。

这也使我们想起了超导的故事，1911年荷兰科学家翁纳斯(H. Kamerlingh Onnes)发现超导现象，几十年无人解释其缘由，一些大科学家均为此“折腰”。到1956年，年仅25岁的年青人约翰 · 施里弗(John Schrieffer)拜约翰 · 巴丁(John Bardeen)为师(巴丁因研究半导体并发现晶体管效应获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立志解决这一世界难题。一天下午，他在公园中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但认为太简单了，吃不准，两天后向导师巴丁报告，巴丁立刻看出关键点可能已经找到，马上请年仅26岁的博士后库柏(Leon Cooper)与施里弗一起计算，难题终于解决，三人共同分享了1972年诺贝尔物理奖。

这正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堡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的生动体现。只有形成这样的氛围，我们才有可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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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