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能不能出成果，出多大成果和多长时间出成果固然与科研人员的探索有关，包括探索的方向是否正确，路途是否坦荡，科研人员的水平是否一流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所采取的科技政策有关。而科技政策的制定又受制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伦理，以及全人类所必须遵循的一些伦理和价值观。

从克隆谈起

2005年2月1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以71票赞成、35票反对、4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但中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克隆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治疗性克隆，也就是从胚胎提取干细胞治疗多种疾病，如老年性痴呆、帕金森金氏病等；另一种是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即生殖性克隆。

中国反对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而支持禁止生殖性克隆人。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研究胚胎并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以治疗多种疾病，而反对用胚胎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

因为，人的生殖性克隆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人的尊严，会引发重大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而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严格监管下进行的治疗性克隆研究，不仅不会损害人类尊严，相反，对挽救人类生命和增进人类健康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

中国的这个表态意味着，中国支持以造福人类的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但是又必须遵循国际社会认同的生命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不能在生命科学的研究方面为所欲为，而是有所制约和限制，这些限制就是生命伦理学的内容。

国际上涉及生命科学的伦理有几个公认的重要原则：一是行善原则。即科学要造福人类，增进人类的健康与幸福；二是自主原则。即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实验前必须取得自愿者的自主同意；三是不伤害原则。无论是研究还是治疗，都不能对实验对象和他人造成伤害；四是公正原则。内容包括资源分配、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的三种公正。

干细胞的伦理争论

上述生命伦理的诸多原则，尤其是第三条不伤害原则，是我国进行治疗性克隆研究必须遵循的。这些原则不仅仅在克隆研究上要遵循，在其他生命科学的领域以及推而广之的所有科学研究领域也都适用。如新药的研发、换脸术、基因疗法、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等等，都必须遵循这些伦理原则。但是，目前世界上争论最激烈的是提取胚胎干细胞而进行的研究。

胚胎干细胞有分化成生物体内任何组织和细胞的潜在能力。研究人员坚信，利用这一研究可以“量身定做”人体的各种细胞、组织和器官，以治疗多种疑难疾病。但从人类早期胚胎中获取干细胞会导致胚胎的死亡，更让人担心的是克隆人类胚胎是否会导致“克隆人”的出现。

这种争论表现在一个核心上，即是否可以对人类胚胎进行研究并培育出干细胞。目前，一些国家同意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即用人类胚胎培育和提取干细胞以治疗疾病，这些国家有英国、新加坡和中国等。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无论是治疗性克隆还是生殖性克隆都一概禁止，其代表国就是美国。实际上，这是不同国家的科技政策导向产生出的不同结果，也是科学政策影响科学成果的典型事例。美国和新加坡，前者出于种种原因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实行限制和反对，而后者则以灵活的伦理原则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因而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政策

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7月19日首次动用否决权，驳回了一项编号为“H. R. 810”的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其理由是，“这项法案支持利用无辜的人类生命为其他人牟取医学利益，它（胚胎干细胞研究）超越了我们这个正派社会应当尊重的道德界线，所以我否决了这项法案。”对此，白宫发言人斯诺又做了进一步补充，“布什认为谋杀（胚胎）是错误的......总统无法接受，为了科研目的，给予生命，又让它死去。”

当然，对于布什政府的这种显然是保守的政策有相当多的人是非常不满的，这种保守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其他国家，如英国、新加坡、韩国等的干细胞研究加快了步伐，并远远地走在了美国前面。布什在国内也遭到了许多公众的反对，以及政治家、科研人员和生物医学专业人员的强烈不满和抨击。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阿伦 · 斯派克特就把布什比喻为历史上反对哥伦布、关押伽里略、拒绝接受电力、疫苗、铁路等新事物的保守人士。

但是，新加坡对干细胞研究的政策却与美国大相径庭。相对于美国，新加坡吸取了国际生物医学界一个公认的标准，即发育到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不能算作生命，可以允许对其研究，包括用来培养干细胞。除了这种宽松的政策，在干细胞的研究上面，新加坡政府还给予了财政支持政策。比如，在2005年底新加坡政府成立的干细胞研究集团（Stem Cell Consortium）就获得了在未来3年的研究经费4500万美元。

不同的结果

由于布什政府对干细胞研究持一以贯之的限制政策，从200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干细胞研究的经费仅为6500万美元。这对于科技领先的美国来说真可谓杯水车薪。此外，由于政策的限制，一些科学家要么流向他国，要么在暗中进行研究。而人才的流失，则进一步造成美国干细胞研究的落后。

相反，由于新加坡宽松的科技政策，在资金上不仅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吸引了全球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前往新加坡进行研究。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经投资3亿美元用于干细胞的研究，而集生物科技创新公司及国际著名医药公司研发部门的Biopolis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顶尖科学家，其中包括全球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研制组的成员之一科尔曼，和早在2002年从动物胚胎中克隆出干细胞的斯里兰卡藉胚胎学家邦索。

然而，事情的结果还不仅于此。就在7月27日，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宣布培育出了8个全新的人体胚胎干细胞株，这项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7月底）。这不仅意味着世界胚胎干细胞研究跨出了新的一步，即从过去的主要从动物（小鼠）培育出对人体不太安全的干细胞，到今天培育出对人体比较安全的同类干细胞。

深层原因

各个国家制定不同的科技政策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都可以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一个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关。

以美国而言，由于它处于全球科技、经济的最优行列，限制干细胞研究似乎并不担心国家的科技地位，毕竟他们有多年的积累。但是，导致布什政奉行保守的干细胞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布什本人和相当多的美国人的文化观念，即对人和生命的保护意识、人权观和保守的宗教观。

对此，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体现了他们的核心价值。里根曾说：“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人类生命的价值。”这也可以看出，布什的“胚胎干细胞研究超越了我们这个正派社会应当尊重的道德界线”是与里根的观念一脉相承的。而他们的观点又深深扎根于美国公众。因为，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是其生活的重要因素，而即使没有把宗教视为其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价值判断的人，也有相当多的比例认为应当以尊崇自然的方式生活，也就是反对流产和用胚胎作研究，而后者则意味着毁灭生命。

由此，在干细胞研究上美国和新加坡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则是逻辑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