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is where I work， and I work everywhere. ”

——Alfred Nobel

“家即是我工作的地方，我随处工作。”这就是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可贵的精神财富。

(Photo of Alfred Nobel (1833-1896), Courtesy of the Nobel Foundation)

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1833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San Remo的家中逝世。今年的12月10日是他逝世110周年纪念日。德国汉堡郊外Geesthacht小镇边上GKSS Research Center的原址，即是当年诺贝尔做炸药实验的基地，至今仍保留有他当年做实验的巨大石掩体。那里真可以称得上是诺贝尔的德国之“家”， 条条小路都以诺贝尔获得者或人类杰出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如：Max Planck. Reynolds等等。此外，小镇上还塑有诺贝尔的铜像。我曾有幸于2002年秋冬在德国诺贝尔的“家”访问研究了3个月，也算是沾了点小小的“诺缘”。

虽然诺贝尔奖也是有争议、有偏见的(Burton Feldman 2000 The Nobel Prize-a history of genius，controversy，and prestige. Arcade Publishing. New York)，但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标识人类成就的顶点(the Nobel Prize has for a hundred years claimed to identify the summit of human achievement.)。今年，除和平奖外，诺贝尔各奖项均花落美国，诺贝尔自己也可能没有想到诺贝尔奖会始终青睐与欧洲一海之隔的美洲大陆。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未能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更确切的说，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为人类社会科学作出自己应该有的贡献？这，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和反思。

如果从自康有为(1858 ~ 1927)将“科学"两个字从日文引用到中国算起，近代科学在中国大陆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相应地，中国大陆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也就有了百余年历史。在过去百余年中，前50年中国大陆的确培养出世界级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后50年究竟如何，至少今天还很难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国大陆后50年中社会发展良好阶段的受益者、见证人：上名牌大学、出国留洋学习、因“断层”的现实而被提前10年“拔苗助长”式地早早当上了教授、再兴起科教兴国之潮又荣得“总理"科学基金…… 这一切好的都被我(们)赶上了，怎能没有感恩之心？怎能不努力报恩？这也促使我对人生、社会、科学家和科学进行了反思。

科学家的文化底蕴

人与动物区别很多，文化应该是重要区别之一。从事科学技术的人自身更是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底蕴、过去中国大陆文化曾被破坏了，要努力恢复. 这个恢复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文化有各种样式，但归根到底，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精髓底线：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具备良好的文化底蕴的科学家才真正懂得真善美的真谛。

“黄昆是一位英文小说迷。是他介绍给我Joseph Conrad， Rudyard Kipling， John Galsworthy 和其他作家。"(《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杨振宁，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 8月号)。陈省身( 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回忆：“1943年在美国时我就认识爱因斯坦。后来我到美国的普林斯顿，他是高级研究所的教授，常能见到他，并约我到他家里去做客。他的书中有一本很吸引我，那是老子的《道德经》，是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多喜欢中国的老庄哲学。(万程“大师境界”《中国人才》2005年第一期)。

在过去百余年中，前50年中国大陆的确培养出世界级青年科学技术人才，我个人认为，是与他们具备良好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的。重塑良好的文化精神已是中国大陆大学、研究院的当务之急. 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精神的传承。

科学的不确定性、争议性、永恒性

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一直都是科学就是追求真理(seek the truth)，几十年过来，突然困惑：科学真理究竟在哪里？ I never get it. 痛苦反思之后，才发觉：科学是有她自身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争议性(controversial)。爱因斯坦自1910年~1918年连续7次被推荐诺贝尔奖“Einstein had already been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every year from 1910 until 1918，except for 1911 and 1915. (Alice Calaprice，The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USA，2000) ”，但直到1922年经Max Planck、Eddington Jacques Hadamard 等的建议才勉强获得1921年度“预备的(reserved)”诺贝尔物理学奖(Burton Feldman 2000 The Nobel Prize-a history of genius. controversy. and prestige. Arcade Publishing. New York)。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得知他获奖的消息(In November 1922 (age 43)，when Einstein was in the Far East at the invitation of Kaizo magazine (Japan)， he received the news in Shanghai that he had wo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for 1921 for his“services to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especially for his discovery of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Alice Calaprice，The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USA，2000”)。爱因斯坦的那句“If we knew what it was we were doing，it would not be called re-search，would it？”更是从骨子里道出了基础性探索工作的艰难之所在，科学始终是一个基础性探索的过程。

“科学前沿”，从小到大，因为也算是一个普通科学爱好者，我一直耳濡目染这四个字，也一直试图寻找到“科学前沿”。步入中年，我还是感觉自己没有站到学科前沿，倒愈来愈感到：真正意义上“前沿”始终是“原点/起点”，好像我们走路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起点”。而且，我自认为，真正能走到“科学前沿”即“原点/起点”的，好像大都是那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大陆长江学者、总理基金获得者始终没有，也不应该站到科技前沿，而应该永远是站在科学的“原点起点”上，因为越尖端科学技术越是最原始、最基本的。

科学问题的永恒性，这一点在自己的科学探索过程中体会很深，几代科学家研究许多相同至少相类似……

科学家应该懂得学术独立之神圣

“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钱钟书《围城》

“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 胡适《吴敬梓评传》

陈省身先生作为一位数学天才，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学术独立之神圣。在他26 ~ 32岁时，“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Chem became a professor of Tsinghua，but the Sino-Japanese War severely limited his contact with mathematicians outside，and Cartan sent a box of his reprints，including some old papers. Chem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rea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m. Despite his isolation Chem continued to publish，and his papers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 Notices of The AMS August 1998)

过去几十年里曾火一般地批判过“白专”，主张又“红”又“专”；其实，依我看，“专”本身就是“红”, 一心一意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不就是为科技进步应称道“红”吗？道理非常的简单：人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有创造能力的时间更是极其短暂的；此外，科学研究到达一定阶段. 她的求真、求实精神与非学术的是不能相容的。

后几十年，尤其现在又流行起又“富”又“专”，其实愈“专”愈精神“富”而愈物质“穷”，从事科学研究本身就不是物质“富裕”之路。古今中外，“清贫”造就了无数天下英才，居里夫人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为人类社会科学却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什么？

驱使科学家的动力应该是对自然的强烈好奇心。“What motivated Einstein was his intense curiosity about nature. ”(C. N. Yang 2005. AAPPS Bulletin Vol. 15，No. 1：4-9)。爱因斯坦在1931 “The. World as I See it. ”一文中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进行了美好的描述，称那是“最美丽的经历”。("The most beautiful experience we can have is the mysterious. It is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cradle of true art and true science. " )中国大陆现在的引导方向似乎有点儿偏，舍本逐末。领导者-政策制定者-管理者用升官、提职、奖励、房子. 票子等物化的东西作诱饵；用评审，算计SCI、EI、影响因子，算计工作量等作鞭子——前面引着，后面赶着。殊不知这样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是建立在从业者(科学家)被动的、甚至被迫参与科研的假设基础上的，是与科研的本真精神不相容的；这样的管理效果并不会好。

此外，过去百年中的后50年中，中国大陆科学家如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或许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整个民族科学技术也会少走弯路。现在回过头看，中国大陆科学家过去是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而且这毁掉了无数优秀的中国大陆科学家。一些中国大陆科学家还特别会吹嘘，这也可能是受非学术的因素影响。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也更应保持学术独立的神圣，避免成为令人病垢的“中国行政院”

科学家的个性和涵义

“任何一类天才都是思维发散的。这就是说天才不可能完全循规蹈矩。”(约翰 · 纳什)

“在爱因斯坦的研究中，非常独立和极其固执，他也以他的个性继续启发我们：一个孤独的思考者，无所畏惧、独立、创造性和固执。”“In his research Einstein was very independent and extremely stubborn. …，he (Einstein) also continues to inspire by his character：a lone thinker， fearless， independent，creative and stubborn. " (C. N. Yang 2005. AAPPS Bulletin Vol. 15. No，1：4-9)。

多年来的直接、间接的人生生活经历，还使我懂得了中国大陆、西方人对“科学家”涵义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大陆优秀、杰出的科学家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十全十美"的“圣人”、“高大全"；西方很多大师级的科学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特立独行"的“怪人”、“神经病”。虽然这有些绝对，但确实是我个人所受的几十年教育的头脑中印象。当然. 随着社会不断的开放，中国大陆、西方人的头脑中的“人”也都开始小写了，即更加注重“个人”了。生活在“伟大”年代的中国大陆科学家的人格其实都是大都是被扭曲的，常常让人感到不实在，当然，还是有一些科学家良知都还是留存在各自个人内心世界里的。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如为了追求作为人的独立、自由会被人骂为“性格古怪的人”；为了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被人骂为固执、自命不凡；为了努力独善其身地做人被人骂为自私自利。然而，人格的独立、自由、固执、独善其身却偏偏成就了无数西方乃至人类社会的科学天才。

此外， 我还有种怪怪的体会：随着自己生理年龄的不断增长，中国大陆的科学家的人格、学术不断让我感到失望，而西方的科学家的独立人格、学术成就不断地让我仰慕。其实，“特立独行”的人格是学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人云也云，思想统一。怎能有所创新？

一个不喜爱独处的人，决不能在科学上有所成就。牛顿大概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孤独是牛顿的天赋中最本质的东西。”(《牛顿传》(美)格雷克(James Gleick )；吴铮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

科学人才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

从念大学至今在大学里当老师，整整24年，这24年也正是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经济建设. 耳闻目睹了中国大陆科技界的发展变化过程。记得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用词，对个人来讲是“新长征突击手”、对团体来讲叫“新长征突击队”；而如今，叫“学科带头人”、“跨世纪优秀人才"、“新世纪优秀人才”、"创新群体”、“创新团体”；思维模式一点没变，没有改革：以非学术的思维模式来指导科学人才的发展。黄昆先生身前说：“科学家需要帅才、将才、兵，”但他自己说自己是一普通的兵，虽略显其谦逊，但依我看，黄昆先生也道出了科技人才永远都应该是一个好“兵”的理。

培养青年学生对“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鼓励，是大学的责任。宽容异类和异端，乃是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前提。学校开始是掏腰包建高楼，后来是掏腰包请大师，努力实践梅贻琦校长说的“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其实， 就算把全世界“诺奖大师”诸位全请到了，如果没有那种追求的气氛，也未必会成为“一流”。梅贻琦校长的话还需要加上点，修改为有“大师与大环境之谓也”。一种气氛，一种眼看不见，手摸不着、钱买不到的灵魂和精神：多点好奇心，少点功利心，是目前最需要的。

“Home is where I work. ”一生以工作的地方为家，这是诺贝尔给中国大陆青年科学家树立的精神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