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但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人们才开始对科学传播的作用、意义以及科学传播对社会和科学体系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反思,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到目前为止,欧洲公众理解科学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线性传播阶段:20世纪后半叶到70年代后期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是简单、单向的线性传播,即科学知识从科学家流向广大公众。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而“公众”则是被动的接受者;科学家将科学知识“翻译”成公众易懂的形式,然后向广大公众进行传播。
这个模型的内在层次非常明显:科学家与普通公众存在明显界限,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有明显区别。科学家掌握科学知识,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而普通公众仅拥有日常知识,对科学知识掌握甚少,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在科学家看来,科学知识是更高级的知识,因为其具有理性形式和复杂性;日常知识可以忽略不计,因其所谓的简单和感性。因此,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单向的过程,从知识的生产者流向知识的消费者/接收者。
这个模型的基本理念是:公众基本上对科学知之不多,对科学知识充满渴望。鼓励公众愿意接受科学,提高科学传播的数量和质量,是解决科学技术在公众领域遭遇批评的方法。如果公众拒绝科学,这是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信息;缺乏信息导致人们疏远、恐惧和隔绝科学。通过大量的信息和教育活动就可以传播科学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性。
因此,这个模型所体现的依然是传统的教育和启蒙,认为通过科学教育和普及,可以提高公众的科学技术意识,改变公众的科学技术态度,使公众认识、理解和,接受科学技术。
实际上,这种单向的传播存在相互矛盾,并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教育和启蒙作用。在向公众传递科学可以接近的印象的同时,也在重新架构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对于外行来说,与科学接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告之科学的复杂和难以接近。因此,科学教育和普及的初衷是使公众接近科学技术、认识科学技术、理解科学技术和接受科学技术,但实际效果有可能相反,公众会感到科学技术太过复杂、抽象和难以把握。公众与科学的距离不是拉近了,而是有可能更加疏远。这显然有悖于科学教育和普及的目的。
怀疑和批评阶段: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对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思考方式的批评和怀疑在日益增加。人们开始怀疑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开始质疑建立在科学技术专家建议基础上的传统决策模式,也开始质疑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在公众领域,科学技术的争议在增多,关于科学技术风险的议题在增加;人们开始研究公众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认识,开始探讨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争议。科学技术的正面形象在削弱,负面影响在增强,人们日益意识到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和作用。
这个时期的基本理念是:科学普及和教育远非科学知识的简化,而是构建科学与公众关系以及构建公众科学形象的复杂探索。科学与社会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科学家与公众也不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单向关系。需要探讨的是科学家、科学、社会、公众的责任和权力问题,是科学技术风险的社会规范和分布的问题,是公民在有关科技决策中的作用问题,是普通公众接触科技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的问题。
因此,人们在怀疑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寻求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而不再单纯依赖增加科学普及和传播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人们试图突破线性、单向的传统传播模式,从而采取更加互动和开放的传播方式和场所,如丹麦的“共识大会”、荷兰的“科学商店”、英国的“咨询活动”等。其目的是改变普通公众的被动角色,增加公众在有关科技决策过程的参与。
这里,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即从以简单方式进行科学传播的思想转变为研究传播过程的权力关系。
混合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科学共同体日益感到来自公众和政府的双重压力和潜在威胁,因为70年代以来,公众对科学技术及其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的怀疑在逐渐增加,政府对科学技术的资助存在削减的趋势。因此,科学共同体逐渐意识到需要加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消除他们的疑虑,得到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只有得到公众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和政策才会随之而来。
西班牙巴伦西亚市的艺术科学城
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是:要想改变政府的科技政策,就要改变广大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最大限度获得公众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共同体的支持。为此,必须认真分析导致公众疏远科学技术甚至怀疑和反对科学技术的原因,以采取恰当和针对性的措施,改变公众的科学技术态度,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从而影响政府的科技政策,改善科学技术发展和科学家工作的环境。
科学共同体普遍认为:公众对科学技术缺乏理解甚至存在误解,是因为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知识的鸿沟导致公众与科学技术隔离和疏远,导致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怀疑。我们所要做的是:找到公众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缺乏之处,然后采取措施,进行广泛的教育和普及活动,使公众的科技知识缺乏得到弥补,知识的鸿沟得到填充。总之,需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更好的传播,使广大公众认识和接受科学技术,消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恐惧。
为此,人们采取了两种方法和途径以测度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程度,分析公众的科学技术态度,寻求提高公众科学技术意识和知识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第一种方法是以定量为基础的“科学素养”测试和调查,第二种方法是定性的案例研究。
“科学素养”测试和调查于80年代首先流行于美国,其后流行于欧洲和世界。科学素养调查的基本假设是:公民需要具备必要的科学素养才能充分欣赏当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因此,人们进行了广泛的科学素养测试和普查,以了解公众的科学技术态度和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关乎科学技术的决策提供数据和支持。
“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对科技政策和媒体有重要影响。由于调查结果产生了“可靠数据”,证明了公众缺乏科学技术知识,因此,这些结果经常被人们引用。
案例研究在于强调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方式和具体场所,其观点认为:公众具有自己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既不能忽略不计,也不能说其过于简单和缺乏理性。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受到自身已有知识、经验、社会关系和具体场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传播不再是简单的传输过程。
对话和参与阶段:90年代~至今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公众理解科学(PUS)日益成为国家政府需要考虑的议题,也成为跨国层面上考虑的议题(如在欧盟范围);研究机构和科技企业同样关注这一议题。人们以多种方式、用不同术语重新构造这个议题,如“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等。这清晰表明:人们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议题上面临困难,人们在寻求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方式。
事实上,广大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模棱两可态度代表了对社会众多角色的威胁。首先政府感到威胁,因为公众对科学技术专家的建议和观点的信任在动摇,政府可能失去科学作为顾问和决策工具的角色;其次,科学家感到威胁,因为人们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和社会影响进行质疑的情景在增加,学习科学的学生数量在减少,公众对科技事业和科学家的支持在削弱;再次,科技企业感到威胁,因为消费者越来越不确定和难以预测,消费者不愿盲目和无条件接受新的科技产品。
种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危机促使科学共同体和政府认识到:公众对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反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而更是因为公众对科学技术缺乏信任。因此,人们需要反思科学传播和普及的传统方式,科学需要理解公众社会发生的变革,科学共同体需要改变其立场,需要在科学和公众之间建立新的交流和互动方式,需要使公众参与敏感科技议题的决策,需要重建公众与科学技术及科技专家的信任关系。
信任、合作、对话和参与成为这个时期有关报告的流行语,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不能再继续遵循“我们需要更多科学传播”的逻辑,公众的角色已经改变,他们不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科学技术和科技决策的积极参与者。传统的以教育或启蒙为特征的科学传播方式显然不再适合当代公众的需要,人们开始尝试新的更加互动和开放的方式,如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科学技术成为公众领域可以争论、质疑和参与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