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公布了，我国媒体就“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之类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不少人在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奖的原因。
自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大家都盼望着中国人在本土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50年过去了，大家还在盼着。
实质上，诺贝尔奖的每一个奖项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我国本土学者拿不到诺奖，应该承认我们的原始创造能力的不高。
前些年我们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此国家也投了不少钱。这原本是好事，然而未料随着“创新”一词越来越热，越来越时髦，社会各界迅速把它作为一个耀眼的标签到处张贴，忘记或歪曲了它的本意。结果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反而催生了不利于创新的浮躁文化。
浮夸文化不利于创新
过去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国力剧增，这当然是好事。但是经济发展过快也造成了不少问题，其一是社会上流行浮躁心态:经商的想一夜暴富，管事的想快出政绩。因为内涵不足，许多人只靠做表面文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遗憾地是，各阶层都有这个愿望，社会失去了监督机制，浮躁心态迅速放大，变成了流行的浮夸文化。浮夸文化和泡沫经济其实质相同，无论眼前看起来多么天花乱坠，但泡沫一旦破裂，什么也留不下。
我举一些我们身边的例子。1981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期间，有幸参加了MIT的120年校庆，印象非常深刻。庆典大会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发言台，旁边有两把椅子，坐着MIT的校长和波士顿市剑桥镇的镇长。很多来宾，包括一些部长，参、众两院议员和各界名人都坐在台下。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抱怨，没有一个来宾认为自己被冷落了，没有一个学生抱怨学校的领导不会做事，不会宣传，不把重要人物曝光在媒体下。
相反，回国后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学校的庆典，做法就大不一样了。校庆的主席台要摆好多排座位。为了排主席台的座位，校方往往要花费很多精力。谁摆在谁的前头，谁摆在左边，谁摆在右边，奇数双数等等。
校庆方式的不同正是文化的差异，体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尽管大家都知道，MIT那种校庆简洁、务实，也朴素，就是给学校过个生日。而中国式校庆更多追求是“声势浩大”或面子风光。在浮夸文化的背景下，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不得不按照这个“文化”的要求一一来做，于是造就了目前的校庆文化。本来是为了“科教兴国”和推进创新，结果却导致了不利于创新的校庆文化，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说到社会上的浮躁文化，我马上又想起普陀山上著名的普济寺。寺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放生池，叫莲花池。池上有一座桥，桥上有一副赵朴初写的对联:“心定一池大悲水，佛香三界藕花风”，很有佛教文化的意蕴。现在这个莲花池被做成了音乐喷泉，开放时音乐响起，池水翻滚，并弥散着水臭味，瞬间就把佛学文化安宁、清静的感觉彻底破坏了。决定把“大悲水”变成音乐喷泉的人，可能是想“创新”，但他们曲解了创新的本意，给游客带来很坏的印象。问题是，普济寺的僧人为什么不反对?游客为什么不反对?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比较浮躁，就连僧人、寺庙、名胜也逃不出这种浮躁。
大家都想一想，你们看惯了的一些事，或者做习惯了的一些事，是否已经受到浮躁文化的影响?所有浮夸的东西，其结局都相同，都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旦破灭，留不下任何東西，更不可能有创新。
什么是原始创新?下面举两个获诺贝尔奖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原始创新?
第一个例子:发明气泡室。196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瓦雷斯(L.W.Alvarez)1953年邂逅时年27岁的博士后格拉塞(D.A.Glaser)。在交流中，阿尔瓦雷斯了解到他正在研究用来探测基本粒子的装置:气泡室。一席话，让阿尔瓦雷斯如获至宝。
几年后，阿尔瓦雷斯和同事终于做出了液氢气泡室。跟格拉塞的原始设计相比，只不过是乙醚换成了液氢和扩大了体积而已。当然，其功能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后来，196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只给了格拉塞，因为原始创新的思想来自于他，尽管真正造出气泡室的是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在1968年因“粒子的共振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二个例子:发明激光。我在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70年代做科研，这正是激光技术发明和应用迅速发展的时代，可以称为“激光时代”。我们这代人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汤斯的奇想”，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很大。
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受激辐射概念，指出可以用受激辐射来实现光的放大，但直到二次大战前，都没能如愿以偿。
查尔斯·汤斯( 左) 和学生詹姆斯·戈登( James P. Gordon) 自豪地展示他们发明的微波激射器
1951年珀塞尔(E.M.Purcell)等人通过LiF晶体内核自旋体系布居数的反转，意外地观察到50kHz的受激辐射信号。对此一些敏感的人预感到将出现一个重要发现的机遇，结果这个机遇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汤斯(C..H.Townes)抓住了———他发明了氨分子振荡器(也称微波激射器)。
汤斯是这样回忆如何构思第一台微波激射器的。1951年春天，汤斯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毫米波会议，当时与肖洛(A.L.Schawlow)同住一个房间(后来他也参与了激光工作)。在一个早上，为了不打扰肖洛的休息，他独自来到了公园思考是什么原因没有制成毫米波发生器。也许正是清晨新鲜的空气给了他灵感，很快地就草拟好了方案，并计算出下列过程的条件:把分子束系统的高能态从低能态分开，并使之馈入腔中(腔中充有电磁辐射以激发分子进一步辐射)，从而提供了反馈，保持持续振荡。
其后，在其他人迷恋于氨分子振荡器和微波激射器的时候，汤斯又在追求更高的目标，转向追求一种能在红外或可见光波段工作的激射器(以后被称为激光器)，并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系统，因为“振荡会在各种模式之间来回跳动。”
为了解决谐振腔产生的困难，汤斯主动与肖洛合作，利用法布里-珀罗干涉仪作为谐振腔起到选模作用以产生极窄的激光束。1958年12月，汤斯和肖洛联名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红外区和光激射器》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被誉为是激光器的奠基性经典文献。
大学创新文化三要素
目前在社会上流行的浮夸文化不利于创新，其特点就是浮躁、图虚名，其产生的泡沫破裂，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后退。大学的创新文化应该是务实而不图虚名。这种创新文化有三个要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1.追求卓越
大学创新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追求卓越，一心一意追求卓越，而心无旁鹜。即干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学术追求卓越，管理追求卓越，一切工作都要高品质地追求卓越。
学术追求卓越体现在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新思想，既要追求自己的新思想，也要吸收别人的新思想。我经常提起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如果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每个人的脑子就同时有两个思想。所以学术上追求卓越的人一定要善于而且渴求和别人交换思想，集众家之长。
如汤斯为“振荡会在各种模式之间来回跳动”而深感困惑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看望贝尔实验室的肖洛，在与肖洛共进晚餐时谈起了自已的设想与困难，肖洛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欣然决定合作，最终解决了振荡模式的难题。
目前我国大学最缺的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现在的教授虽然收入、工作条件比过去好了，但应付的琐碎事情也很多。如开会、接待、参观访问、做评审专家的工作等等。面对批评的声音，有的教授把以上这些事情归结为“生存”二字。他们认为，如果不去做这些浮躁的事，项目就评不上优，经费也申请不到，教授也评不上，最后一事无成。这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逼得这些年青人去做这些浮躁的事。试想，现在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又能怎么办?他那样工作的话，肯定一无经费，二无奖金，也当不上先进，说不定教授或博导也会给取消。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主要来自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原始创新一般在开始时不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许多原始创新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被扼杀了。
在过去十年中间，中国科技大学有两件事在国内影响很大，其中一个是量子通讯的研究。当时该项目不被理论物理界的许多老教授们看好，甚至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最后起作用的是中科大建校以来传承下的一种文化，即尽管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难以成功，但谁都不会去扼杀这个想法，而且学科经费照样给。几年之后，这个项目成功了，全国为之耳目一新。现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六个重点领域之一的“量子调控”，是以这个项目为基础的。
另一个是“单分子操作”项目。刚开始也是遇到许多反对声，但也跟量子通讯一样，最后取得了成功。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权力去干预学术上的争议，特别不要去扼杀这种你个人认为不行的东西，要让他们有机会去探索。大学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决不是一个行政意志很强的文化。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校长、院长或系主任是强势的，并坚决制止他认为不会成功的学术研究，这个项目可能就被扼杀了。
当然，有一些违反基本科学规律的研究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在对研究项目不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话说绝了，因为20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许多当时感觉完全不行的事情最后变成了现实。
3.学者自律
创新文化的第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就是学者自律。自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者自律，就是整个社会要全力支持学者搞原始创新的研究，但学者这个群体一定要自律。一旦失去社会的信任，学术自由就无从谈起了。然而，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中，最致命的就是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现在开始走向危机。我是一个大学校长，亲手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从这些例子中间，我感到不良的学术风气正在侵蚀校园文化。现在最流行的是敢说敢吹，一分成果硬说成十分;有些捕风捉影的或者是偶尔出现的现象把它说成是规律;还有一些干脆抄袭。
如果在百度、Google上用“学术腐败”搜索，可以看到大量披露的事件，但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连学术自律都做不到，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就不要谈了。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发表论文的真实性了，你的科研还有什么意义呢?
结束语
有一本书叫《牛津感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中有一个关于牛津大学如何重视学生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有一位女学生的考试成绩达到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
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事后，英国教育大臣、副首相，乃至时任首相的布莱尔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
这件事说明牛津大学在追求卓越和学术自由的问题上不受任何行政干扰，也是这所几百年老校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大学，离牛津的水准还甚远。首先，在招生问题上，各大学都是只重考试成绩。对于各地的“高考状元”，几所顶尖大学各出奇招去吸引、挖角，不谈创新能力。再者，在政策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录取与否时，只要相关领导说情，大家都只好照办。
综上所述，现在流行的文化有缺陷，不利于创新。我们希望大学能够务实地建设追求卓越的、学术自由的、有严格学者自律的文化。相信这种文化建立起来后，将会引领整个社会的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得更纯洁。
[本文作者为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内容根据其在去年为中科大学生所做的一次报告整理，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