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最佳科研机构评选标准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让我们来听听同行们对2007年度最佳学术机构的评价吧——

“同事关系”成重要指标

“同事关系”成重要指标
  在科研生涯中,伍德(C.Wood)曾经辗转在多家研究机构工作。最初,他是雅培实验室的一名科研人员,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更喜欢做学术研究。后来,他曾分别在两所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了多年,但是仍然觉得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机构。最后,他在林肯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停下了脚步。这所学校是2007年美国“年度最佳学术机构评选调查”排名上升最快的大学之一,由2006年的第28名上升至2007年的第8名(普渡大学从2006年第25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伍德说,毫无疑问,内布拉斯加大学是目前他工作过的最好的学术机构。
  为什么给予内布拉斯加大学如此高的评价?伍德认为,它之所以成为最佳学术机构之一是因为在那里有一支优秀的团队。他说,以前曾工作过的实验室总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而且缺乏交流。在内布拉斯加,我几乎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伍德的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而从2004年起,每年的“年度最佳学术机构评选调查”就将研究机构中“同行之间关系”超越“终身教职”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2007年,麻省总医院在全美年度最佳学术机构评选排行榜上荣登榜首(该年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给该院3.2亿美元的生命科学研究经费),该院获得最高分的原因包括工作满意度、人际关系、管理、政策、基础设施、工作环境和科研资源等指标。
  在这次评选中,科研资源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内布拉斯加大学为伍德提供了足够的科研资源,并允许他超越研究范围。2000年,伍德创立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病毒学研究中心;在学校的支持下,2008年3月,伍德将在赞比亚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主要从事HIV病毒亚族群C的传播过程研究。“也许,你认为在内不拉斯加大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实验室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做到了。”伍德说。
  从反馈表中了解到,许多与伍德类似的研究人员希望在和谐的气氛中与同事竞争与合作,得到与付出相匹配的名声和利益。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相当看重当国家的资助中断时,所在的研究机构是否能保证他们继续完成实验。
寻求大学以外的新天地
  从2007年排名前3位的最佳学术研究机构看,它们代表了三种类型:麻省总医院(医学类),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政府机构)以及克莱姆森大学(学术类)。虽然大多数的反馈倾向于大学和学院,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应该到大学之外去开辟一片新天地。
  库柏(A.Cooper)曾亲身体验过不同类型研究机构的优点与不足。最初她在一家政府支持的实验室工作,之后又在科罗拉多大学工作了几年。但课堂教学工作并不是她的长处,包括大学行政责任使她无法全身心开展研究。2002年,她来到了当时排名第5的特鲁多研究院(一个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主攻结核分支杆菌的免疫应答。她说,在这里“我能用95%的时间做实验。”
  当玛丽(C.Mary)走出大学成为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人类遗传学首席研究员后,发表的论文数迅速增加。她说,在有政府支持的研究所,“我不用整天费尽心思填写R01资助金的申请书了。”在当时排名第12位的杜克大学独立开展工作的那些年,她每年平均发表5篇论文。但在国立癌症研究所,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4篇。
  保罗(M.Paul)是一位生物化学教授,他认为,尽管在西雅图大学做研究是非常愉快的,但是他不能拒绝来自旧金山格莱斯通研究院的盛情相邀(2007年全美排名第7)。保罗说:“在大学里,许多事情会牵绊你前行的脚步;但在这里,有充足的资金、设备和资源,大大加快了我的研究进程。”
  正如2007年排名全美第一位的麻省总医院,其优点在于可以将实验室和临床紧密结合;而这正是那些非盈利性研究所和大学力不从心的地方。戴尔(M.Dyer)曾是一个执着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他原本对临床毫无兴趣。但当来到2007年度排名第6位的圣·裘德儿童医院时,戴尔突然如梦初醒般地转变了自己,喜欢和临床医生一起工作,因为这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中。他说,在圣·裘德,“当你看到了患儿,看到了他们的家庭;你就会时刻提醒自己,要为他们而努力工作。”
放眼世界
  伟大的科学家并不只出自美国的实验室,31%的反馈表显示他们并非出生在美国。在英国,有46%的科学家称自己并非本土的英国人。在加拿大,这个数字约为55%。
  自从1993年开始排行榜调查以来,比利时首次被评为2007年最适合做研究的国家;这是比利时由2004年的第四位下滑至2006年的第6位后的一次反弹。印度是排行榜上的一名新秀,连续两年赶超英国和瑞典。同样,在这次的返馈中,巴西和墨西哥已跻身世界学术研究强国之列。
  但是,众口难调,没有一所研究中心能够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非常满意。库柏在回顾她所工作过的3个机构时说,这些地方在她生命的不同阶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她喜欢NIH,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交流;科罗拉多大学是她攻读博士后的地方,并很快获得了副教授的头衔;而特鲁多研究中心是她最理想的工作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