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学研究的形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研究项目变得日趋复杂化，各学科之间的交融和渗透催生着科学团队的出现，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科学”时代——
文档工作面临新挑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科学’的不断进步给科学史学者和文档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海量信息的巨增，其所需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预算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所需的设备也日趋庞大复杂。科学史家在编纂有关科技内容时，不得不拓展眼界，使其所编内容涵盖的不仅是单独或者以小组形式工作的科学家，而且是更为复杂的团队工作。在这项努力中，他们得到了诸如卡琳·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 Cetina）、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来自科学领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大力协助。
科学文档工作者通常是一项被人忽视的职业，他们负责保管和编纂那些便于学者了解的资料。对于他们来说，对大量资料进行鉴别、保管和编目，不仅仅是为某些科学家个人或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文档收集，同时始终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自从一些大型的研究团队诸如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以及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这样一些研究机构形成以来，文档工作上的问题就已大量出现。问题最大的往往是出在一些需与大学开展协作研究的科研机构里，这样的协作关系一旦解除，那么，文件归档的问题便会因无处寻找而变得复杂起来。
编制多学科信息库
为了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已经过世的由最初的普通文档管理员升任为美国物理研究所物理史中心副主任的琼·W·比韦特（Joan W·Blewett）牵头进行了一项富有创意的工作。她和包括该中心主任斯潘塞·沃特（Spencer Weart）与文档工作者约瑟夫·安德森（Joseph Anderson）在内的一些同事构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案，旨在对众多机构间或以计算机为媒介开展协作的有关历史学和社会学模式进行研究，这样的协作涉及了包括高能物理、地球物理、核物理、医学、太空科学、天文学和材料科学等在内的众多领域。
比韦特组建了一支属于她自己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其成员包括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史学家和文档管理工作者。这个团队始于1989年，工作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其间，他们通过对各学科成员的采访，编制了有关协作研究的信息库。接下来，他们根据可以相互比较的几个类别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目。如此编纂成的信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题材涉及到的内容包括从协作的开始、进展以及管理等方面，如协作过程中的信任与冲突、发明与实践，以及专业化程度、项目、决策、合同转包和仪器使用，当然还有贷款的分配使用等。
科学协作的构架
在此项工作中，与比韦特一起工作的韦斯利·施勒姆（Wesley Shrum）、乔尔·杰纳思（Joel Genuth）和伊凡·乔姆伯洛夫（Ivan Chompalov）写了一本名为《科学协作的构架》（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的新书，试图将他们所实施的内容加以总结，以使学者们易于了解和接受。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能够为一项大工程写一部书甚感高兴”。他们根据53个协作案例（其中一些因合作时间不长或未有实际成果忽略不计）中的内容阐述了这样一些问题：如分布广泛的合作者是如何被发现并组织起来的？随着工程规模的扩大，官僚作风是否随之膨胀？组织形式与技术（内容）是否相关？参与人员之间的信任度及类似因素的依赖度达到何种程度？
对于大多数史学家而言，他们则更愿意了解其他一些事情：如具体的科学发现是如何从协作的结果中产生的，又如所开展的研究目标是如何与规范科学家职业道德联系起来的。不过他们的重点侧重于具有普遍性且易于运用的社会学分析法对所获资料进行阐述的一些问题。
该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所提供的内容，诸如包含大量的条形图、系统树图、图表以及统计分析，社会科学家对此所产生的兴趣远大于人类学家。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所倡导的组织结构普遍化概念，相对于学者而言，也许更能激发起行政管理者的兴趣。比如，在第五章中，他们提出了‘协作研究中的冲突点处于主要结构团队之间’的观点。
在第四章中，他们认为，只是把管理之责托付给结构中的伙伴而没有对问题进行问责的那些协作关系，看来更具有一定的官僚色彩；而那些运用整体协作分析问题的项目却少见这样的官僚色彩。同样地，那些缺乏团队和多手段检验或者交叉检查结果的协作关系，比起那些有问责的协作关系更能表现出官僚色彩。
然而，许多对科学感兴趣的人文学者可能会发现该书中大量有趣和实用的资料。将大量的数据资料集中于此，既阐述了大规模协作的结构框架，也反映出文档管理上的问题，其广泛性远胜于由传统史料研究中所提供的资料。
在某种程度上，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集中运用于对多机构研究的分析上，此书堪称是第一本。这种方法论提出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矛盾冲突，也许值得对其进行分析，史学家们的目标是在认清整个事情的过程中研究其之所以发生的特定理由。
虽然尽量使这项工作简单化，该书作者还是采用被社会科学家们视为经典的更具远视、更具统计意义的科学观点，试图将各个事件的枝枝末末尽量剥除，以找到一般意义的轮廓。
以一套清晰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作结尾也许是一种奢望。但是该书最后一章所作的总体叙述肯定会让许多读者感兴趣。协作的运作及最终成功与它的组织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该书写道：“一个项目的开始同它的成功而非结束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尽管官僚作风总是被视为一种不良的力量，但是它有助于将整个团队整合在工作中。
他们发现，至少从参与者的角度看，那种避免资源共享的协作看来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出人意料地是，各协作单位之间的信任看来并非都很重要，矛盾与冲突看来也并非都是坏事。他们认为，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作出决策才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对大多数的史学家们来说，他们更倾心于精彩而详尽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也许能够反映出协作机构或者相关人员所要达到的特定的目标。或许结论还能反映出参与者们对他们所进行的科学工作所表现出的激情，诸如此类的要素已经吸引了无数读者对个案研究的兴趣，而这正是该书作者在序言中严厉批评的。
虽然个案研究难免较为狭隘，但是它们在具体细节上却比任何一种人种志都详尽，这样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了解科学运行的真情实况。着手个案研究，把两种相互矛盾的研究方法的精髓放在一起，从而揭示出一系列杂乱而具体的人类活动中的各种模式，然后运用该书写作中所使用过的各种资料，有助于证实和普及某些新发现，这也许是可能的。
虽然该书结尾显得有些松散，内容也显枯燥乏味，但是它毕竟对现代大科学的研究框架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人深省的分析。应该说，凡是关注多机构协作中科学进展过程的人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