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不辞辛劳地衔草含泥，混筑成巢。目睹者无不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地好奇：是否是目的性的智慧使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上千年以来，动物的建筑杰作一直令人类"目的论"（目的、设计和意义）探索者们着迷。

　　诺贝尔奖获得者、生态学家卡尔•V•弗里施（Karl von Frisch）认为，动物的建筑杰作是令人类“敬畏自然界”的原因之一。他于1972年不无遗憾地指出：“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相信，这一代或者未来几代的生物学家将会最终揭示生命的真谛”。此时，他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自负的“简化论”。该观点持有者承诺将最终揭秘生命的真谛，只是代价几难承受：放弃对生命目的与美丽的探索。

目的性与客观实在

　　对此，弗里施视之为不自量力的虚妄之言。他认为，万物世界异彩纷呈，其美丽与目的性的客观现实应予以解释。但是弗里施的上述观点颇具自我讽刺意味，此时他正作为另外一个学派——人类达尔文主义的代言人，声称已经找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命真谛。既然如此，该学派对万物世界呈现出的美丽与目的性作何解释？

　　由于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一直是基于他的“假定存在竞争对手”，因此，它的问世伴生着几个“大问题”。事实证明，正是这几个“大问题”——动物的利他主义、社会性、极度完善的器官和建筑杰作，成了该理论的克星。至于人类建筑，我们是作为有目的、有计划和有设计的行为者参与其中。遗憾的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假设却昭示：这样的行为与进化无干。

沙壳虫属的冠端虫用沙粒粘成的杰作：直径150微米的“房子”

　　动物的建筑才能有时出乎我们意料，似乎可以与我们人类建筑师的能力相媲美甚或超过我们。对此，我们作何感想？我们能否就此断言：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也是有目的的行为者？如此，则持反对观点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将渐次式微。或者换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万物世界里，人类是目的性的固有者，而没有受到任何动物的启发？得出这样的结论，等于献媚于达尔文的宿敌：柏拉图本质主义；更有甚者，它还直接导致了达尔文与他的支持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陡生嫌隙。而达尔文本人，面对园丁鸟所筑的美丽巢穴，也只好无奈地把它归因于鸟对“愉悦”的追求——实则为一种目的性行为。

　　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是近来，动物建筑的杰作才真正被达尔文主义者所接受。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在1982年的论著《延伸的表现型》中首次提出这一独到见解，即动物建筑仅仅是动物更宽泛的基因趋向性之一：改造环境以获益。另一位是迈克•汉塞尔（Mike Hansell），他的权威论著《动物建筑学》（1984年初版，2005年修订再版）对此也有论及。在这本书里，汉塞尔欲重复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以及后来的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所做的关于动物的社会性和利他主义的进化性课题：这样形成的课题涵盖了所有特定、可试验的问题。《动物建筑学》主要面向学者型读者，因而没有获得广泛阅读。鉴于此，汉塞尔和他的出版商现已决定出版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以弥补这一问题。于是，《动物杰作》应运而生。

动物建筑与率真问题

　　《动物杰作》一书围绕八个主题，从动物建筑（与否）到智慧与建筑的关系、工具制造与使用的流行、乃至建筑工艺与美丽欣赏在动物建筑进化中的作用等。此书是一本迷人的读物，有个人轶事，有贯穿各个主题的挑战性探索与思考。作者汉塞尔颇具亲和力，风格独特、明快而随和，他对读者敬重有加。总之，《动物杰作》是一本这样的书：你坐在一个静谧的房间里，伴随着壁炉里木柴燃烧时的噼啪声，品读的过程犹如你在同作者本人进行愉悦的交谈。

　　书中的许多例子很是精彩。比如，在关于陷阱建造的章节里，汉塞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在动物中罕见？这个问题将引起任何一位曾设立陷阱或目睹蜘蛛织网之人的好奇心，汉塞尔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在脊椎动物中，亦不多见。难道我们不应对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作出某种解释吗？

格拉斯哥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汉塞尔致力于探索动物建筑的奥妙

　　在另外一些例子中，汉塞尔的研究让人不敢恭维。他关于为什么具有建筑才能的动物不需要智慧的章节偏了题，变成对于鸟类筑巢的冗长讨论。而讨论的结果表明：动物建筑时，智慧是不可或缺的。

　　《动物杰作》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动物建筑带给人类达尔文主义的率真问题：动物也像人类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吗？或者说，仅仅是我们人类的一家之言？早些时候，这样的问题是明令禁止的——“人类目的论”一直打压着“简化论”。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深入思考一些“大问题”，比如认知、意识以及自负的“简化论”。此时，弗里施的问题又重现：我们如何解释发人深思的自然美？

　　尽管汉塞尔信心十足地声称，我们目前的最佳解释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但他也坦诚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有可能陷入“拟人论”的泥淖。我们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拟人论已经从罄竹难书的罪孽降低为罪错，而此变化又使许多人发现了它可供利用的一面。为了援引汉塞尔的观点，就不得不一直“很赞同”拟人论。但必须强调，“不是认可其观点而是作为理念参考”。

　　在最后一章“令达尔文困惑不已的园丁鸟”中，这种“不得已”表现得尤为明显。汉塞尔发现自己也得出与达尔文一样的结论：园丁鸟不仅仅是它们建筑杰作的鉴赏家，它们实际上也许更像我们人类一样，是以极力追求美丽为动机的鉴赏家。汉塞尔问：凉亭是否是艺术？他形容他的问题“粗疏散漫”。其实不然，此问题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