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研人员和企业界人士、移居海外者和归国人士就如何使中国成为科技创新的动 力源, 各抒己见——
科研人员中的性别歧视
———吴令安(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教授)
我1961年回国时,对社会上男女平等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创了科学的新世纪,然而与期望相反,女性科学家却境遇不佳,物理学方面的情况尤其令人泄气。我们所里从前25%的研究人员是女性,现已降至14%,女性正教授已由17%降至7%。清华大学退休女教授的比例为19%,而在职女教授的比例为8%。性别歧视使年轻的和年老的女性教授受到威胁,许多研究所规定副教授级别的女性必须在55岁退休。女性博士后的人数在增加是事实,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到处都存在性别歧视,这迫使她们去追求高学历。这新一代人将能在中国找到较高的职位吗,还是她们将去海外谋求机会,或让人才流失浪费掉?
教育要彻底改变
———沃尔夫冈·汉宁(德国美因兹古腾伯格大学教授)
我于1985年初次来到中国,此后我代表马普学会和德国学院交流服务协会,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中科院研究机构从事生物科学方面的教学培训工作,并促进中国学生与欧洲学生之间的接触交流,这是一个研究中国近20年来变化的好机会。发现的变化,从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被拥挤的汽车所取代,到对科技的重视和加大投资,不一而足。然而20年来中国的教育方法却没有变化。这种教育靠的是记忆和复述知识,而不是开发人们自己主动的、批判性的思维和首创精神。中国培养的博士后很少有独立工作能力或在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方面显示出创造性。过去我在荷兰的实验室里曾拥有优秀的中国学生,今天许多高学历学生已转到商业领域。赚钱成为主要的吸引力,这已对大学教育产生严重后果:基础科研不再受重视。现在中国大学生宿舍仍是4～6个人住一间没有取暖和空调设备的房间,他们的想法当不难理解。
放开科研经费使用
———宫力(北京“莫齐拉在线”总裁)
过去20年中国科研经费增长了许多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从1986年的8000万元人民币增至2007年的43.3亿元。但有关科研经费如何使用的规定(部分地是为防止经费使用不当和滥用而作出的),正阻碍着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正常工作,并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中国的科研计划与其他发达国家很相似,主要的不同是国家对计划经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其最大的缺点是认为对研究人员已付了工资,因此只应有很少一部分经费(通常为10～20%,有时更少)可用于个人。事实上,科研机构的工资毫无竞争性,计算机科学高级研究人员的平均总收入相当于在IBM或微软公司工作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起步工资。政府的这些规定使人认为在研究机构以外的工作有利得多,从而驱使他们走向商业。这些规定还造成经费被用于购买不需要的设备(甚至因无用而被再卖掉),以及无效的会议、旅游、宴请和交际上,它已成为取得科研成果、投资效益和个人成就的严重障碍,亟需加以改革。
鼓励出国者回国
———曹聪(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N.D.莱文国际关系和贸易研究生院)
中国120万出国的留学生和学者中,只有四分之一已经回国,这确实造成了国家的“人才流
失”。未回国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国家科技创新所需的精英。学者回国后除要花几年时间来建立实验室、组建团队、招收学生、申请拨款和开始研究工作外,还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一个“不同的”研究环境,并卷入到各种各样在国外无法想象的活动之中。他们冒着无法生存下去的风险,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的游戏规则,而若无“关系”,他们将得不到任何帮助。一些很有能力的科学家表示愿意永久回国,认为可以在中国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但这得靠中国能否提供有助于他们施展才能的研究环境。
架设国际合作的桥梁
———王明伟(上海药物安全评价中心主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教授)
中国药物科学家除了会碰到与西方同事相似的技术难题和社会障碍外,还会面对不少独特的挑战。首先,研发活动大多在科研院所内进行,制药公司对此少有兴趣。其次,现行管理制度不利于技术创新———申请开发一种新药比美国困难得多,时间也长得多。第三,社会文化环境不容许失败。太高的期望和压力促使科学家去生产有短期回报的产品,而放弃长期、困难的项目。因此,做一个紧跟的仿效者或合同供应商就成为适合的战术。国际合作,尤其是与著名企业的合作,可缩短学习的时间并减少测试错误,从而增强中国的药物开发能力。随着更多的跨国药物大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以创新为主的合作有望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