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类学家、思想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对所谓“原住民”的革命性研究，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对文化、习俗和文明本质的理解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于期颐之年谢世
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思想家克洛德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因心搏停止跳动，于2009年10月30日在巴黎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生前希望“葬礼低调简朴，只有家人陪伴”的遗愿，葬礼于11月3日在他的乡间寓所举行，他被安葬于巴黎东南科多尔的利涅罗勒村。“他属于这个地方；他喜欢在树林里散步，他的墓地就在这片林子边上。”
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在研究原始部落神话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改变了20世纪文明社会理解自身的方式。他认为，部落神话展现出的精妙逻辑体系，显示出理性的精神品质，与西方社会的精神品质并无二致。
列维-斯特劳斯不赞同社会差异不重要的思想，然而，他研究的重点却在于人类理解世界的共性上。他相信普遍“结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被誉为“结构主义”思想学派的首要人物。
在法国尚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他的研究甚至对他的批评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的著作与以前人类学方面的论述迥然不同：既有学究气息，又有诗人风范，运用大胆的排比、复杂的论辩和精巧的比喻。
法兰西学院人类学系主任菲利普
·德萨科拉（Philippe Descola）去年在列维-斯特劳斯100岁寿辰庆典上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人们知道，他是20世纪知识界的泰斗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受人尊敬的程度极高，至少有25个国家庆祝了他的寿诞。
作为法裔犹太人艺术家庭的后裔，他是最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都如鱼得水。他在巴黎、纽约和巴西圣保罗的大学任过教，也为联合国和法国政府做过事。
列维-斯特劳斯的遗产给人印象深刻。他关于美洲本土神话结构的四卷《神话学》形成于分析未名部落及其传统的几百个神话，可以说诠释了整个文化和习俗世界。出版于1964年——1971年间的《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灰烬》、《餐桌礼仪的起源》和《赤裸的男人》等著作，以其错综复杂的主题和详尽的描述向读者提出了挑战。
在对神话和文化的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比较过猴子和美洲虎的形象；思考过烘烤食物和蒸煮食物――他提到，食人者吃朋友时倾向于用蒸煮的方式，而吃敌人时则采用烘烤的方式――之间的差别；建立了怪诞神话故事和华丽婚姻及其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系。
他的许多著作都配有插图，有的看似星象图，有的则使人联想起数学演算公式；还有他在实地考察时拍摄的黑白照片，内容包括带搔痕的脸面和异国情调的仪式等等。
“原始人的心智”
列维-斯特劳斯对南、北美洲神话的诠释在改变西方世界对所谓原始社会的认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研究人类学，不久便向对原始社会的传统认识发起了挑战。1955出版的《忧郁的热带》一书倍受赞誉，因为这本书是建立在他在巴西等地旅行考察基础之上的人类学深思。
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原始社会在智力上缺乏想象力，在性情上无理性，原始人对生活和宗教的追求是建立在对急需的食物、衣物和庇护所的满意程度基础上的。
列维-斯特劳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这一有限的视角中拯救了出来。他的第一次实地考察是从巴西马托格罗索地区的卡都维欧部落和博罗罗部落开始的。他发现，这些部落不仅顽强地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且也寻求对其来龙去脉的理解。
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提升了“原始人心智”的地位，也成就了他最有说服力的调查研究之一的英文标题：《原始人的心智》（1962）。他在书中写道：“对具体知识的渴望是最被忽视的我们称之为‘原始人’的心智方面之一。”
原始部落的世界在快速消亡。从1900年——1950年，仅仅在巴西就有90多个部落和15种语言销声匿迹。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个经常性主题――他担心“大众文明”的增长，担心现代“单一文化”的增长，并时常表现出因对西方世界的愤怒而引起的自我厌恶感。
在这表面上提升原始人心智并诋毁西方的摩登中，他的写作实际上属于法国浪漫主义传统，深受他非常崇敬的18世纪哲学家让-雅克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启迪。
列维-斯特劳斯对南、北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描述既无司空见惯的伤感，也没有田园式的陈词滥调。这表现在他对原始和现代之间做出的明确区分，注重书写发展和历史意识。在他看来，是历史意识让科学的发展、西方的进化和扩张成为可能。
去年11月28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前往列维-斯特劳斯位于巴黎的寓所祝贺其100岁生日
同时，列维-斯特劳斯担心西方世界的命运。他在《纽约书评》中写道，那是在“允许它自身忘却或毁灭自己的遗承”，并指出，随着神话力量在现代西方社会里逐渐消失，音乐已经取代神话的功能。他相信，音乐具备原始叙事能力，因此有能力体现存在于社会底层的种种冲突和不同思想。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不赞同卢梭关于人类的问题来自社会对自然的曲解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样的曲解无可替代。他相信，每一个社会都必须用自然的原材料塑造自己，把法则和理性作为基本工具。他认为，是对理性的应用创造了所有文化和时代中都能找到的共性。人类的全部神话创作都以结构单位为基础，这一信念使他被视为结构主义者。
寻求人类思维的共性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每一种文化的神话都是围绕对立建立起来的：如热和冷，生食和熟食，动物和人类，并认为人类就是通过这些对立的“二元”概念才理解了世界。正如他在《生食和熟食》（1964）一书中写的那样，他从事过“朝心理学、逻辑学和哲学方向上的民族志研究。”
这与大多数人类学家一直关注的完全不同。传统人类学寻求揭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不是发现共性；关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仪式和习俗实例的记载、收集和分类。
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则寻求人类思维的共性。他不尝试确定一个社会的惯例和仪式所提供的种种不同目的，并从未对后一代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采用的那种野外作业感兴趣。他在《忧郁的热带》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我不喜欢旅行和探险。
在1977年给加拿大广播公司所做的谈话节目中（后来以《神话和意义：破解文化的密码》为题发表），列维-斯特劳斯演示了如何对神话结构进行检验的方法。他引用了一个报告，在17世纪的秘鲁，当天气变得极度寒冷的时候，司祭就会把那些出生时脚先出来的人，或者有唇裂的人，或者双胞胎们召集在一起。他们被指控要对天气负责，并被命令做忏悔。但为什么是这些群体呢？为什么是唇裂者和双胞胎呢？
列维-斯特劳斯引用了一系列北美洲神话，把双胞胎与对立的自然力相联系：如凶兆和承诺，危险和期望。有这样一个神话：有一只有魔法的兔子，它的鼻子在一次打斗中裂开了，其结果就是字面上说的唇裂/兔唇。从秘鲁司祭的训诫中可以看出，他好像知道宇宙无序状态与双胞胎身上的潜在力量之间存在关联。
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震撼了他所研究的领域，然而他的批评者很多。他们抨击说，他忽略了历史和地理，用来自某一地方和时间的神话来诠释另一地方和时间的神话，没有展示出任何直接的关联或影响。
在1970年就列维-斯特劳斯著作所作的一次批判性的调查中，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埃德蒙
·里奇（Edmund Leach）是这样评价的：“尽管他有极高的声望，但在目前，他在专业同事中的批评者人数大大超过他的信仰者人数。”
里奇怀疑，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进行野外考察期间，是否能够“用调查对象的本族语与他们进行交谈，或者呆足够长的时间来确认他的第一印象。”他的一些理论论据，包括他对食人者及其口味的解释，受到了实验法研究的挑战。
列维-斯特劳斯承认，他的力量在于对自己所发现的东西的诠释，并认为批评者们没有充分相信这些思索所带来的累积影响。他曾经对一位采访者迪迪耶
·埃里邦（Didier Eribon）说过：“为什么不承认它呢？” [见《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1988）]“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比适合野外更适合书斋的人。”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则 鸣
列维-斯特劳斯小传
193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游历时的留影
1908年11月28日，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布鲁塞尔。父亲雷蒙德·列维-斯特劳斯（Raymond Lévi-Strauss）是一位肖像画画师；母亲艾玛·利维（Emma Levy），当时居住在比利时。但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凡尔赛附近长大。
从1927年～193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律和哲学学位后，在当地的简森德萨依中学教书，后来成为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巴西，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并由第一任妻子陪同开始游历这个国家。他在《谈话》中说：“当时我正在考虑，设想通过尝试探险以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
列维-斯特劳斯1937年离开教职致力于野外调研，1939年回法国深造。二战前夕，他被征募加入法国陆军，担任与英国军队的联络员。194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列维-斯特劳斯应邀去了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做访问教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他难忘的时光，他将这一段时间称之为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战后，列维-斯特劳斯抱定决心在纽约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因此他被法国政府授予了文化参赞的职位，任期至1947年。1948年回到法国后，他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48年～1949年担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他第一部重要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于1949年出版。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给巴黎索邦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创建社会和经济科学系后，列维-斯特劳斯成为了该学院的研究部主任，任期从1950年～1974年。期间，他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1960年），法兰西学院教授（1959年），创办了《人类》杂志（1960年），入选法国学术院（1973年）。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有过3次婚姻，与前两任妻子分别于1932年和1946年离婚，1954年娶了第三任妻子，生有两个儿子（后两任妻子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