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反映了科技管理的主体内容，是科技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基于科技管理的视角，对国内外科技政策相关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与综述，以期对后续科技政策理论研究内容与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科技政策已成为国家进行科学技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在理论界与实践界尚未形成明确的界定。在现有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对于科技政策的界定给出了各自的见解。林慧岳（1999）认为，科技政策就是国家为了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成良斌（2002）在总结前人对科技政策定义的基础上，将科技政策归纳为具有目的性的关于科学技术传播、生产和应用的政治措施。赵筱媛、苏竣（2007）指出，公共科技政策是一个综合体系，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技术创新而制定的一系列干预、规制和引导科学研究、公共技术开发以及促进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政策的总称。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定义，所谓科技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换言之，科技政策就是政府为促进科技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而实行的各种规划、制度及方针。这一定义从功能视角对科技政策进行了界定，表达了科技政策的基本要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于现有科技政策的内容体系建设，国家和地方主要是从健全法律法规、产业环境、财政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成果激励、信息服务、创新支持等方面，来制定相关的科技政策，以促进国家和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

 

　　诸多学者对科技政策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技术创新政策主张、新熊彼特学派全面的技术创新政策主张、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和网络的政策主张以及推动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政策主张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技术创新政策主张认为，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合理性在于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技术创新活动对于社会整体的边际价值和对于私人部门的边际价值的不相等，导致了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非优，技术创新过程中“市场失灵”有公共品、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外部性等三个来源。

 

　　新熊彼特学派全面的技术创新政策主张认为，科技创新政策存在的原因在于科技活动的各个过程都需要创新政策的扶持。该学派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由科学、技术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和网络的政策主张则是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为创新政策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合理性解释和逻辑起点。国家创新系统方法从系统观点出发，强调知识在系统中的流动是创新的关键所在，创新和技术发展是该系统中各个角色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创新系统中可能存在着系统失灵问题，正是这种系统失灵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创新绩效。

 

　　最后一种主张认为，科技政策主要应服务于推动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有效性是广泛研究的论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大企业。在许多重要的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完成了大部分技术创新。

 

　　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鲁成认为，技术创新手段是以国家为主体，借助市场机制等方式、促使各项技术创新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措施和准则；在运用原则上，创新手段需要符合整体效益，需要进行匹配和组合；另外，政策手段需要与政策目标的数量匹配，需要等于或者多于政策目标。徐大可、陈劲（2004）从创新政策理念与创新政策知识两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创新政策设计的概念性框架，强调了社会科学理论、政府学习和政策实践反馈三者之间的互动。江岩（2005）认为，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技术创新政策目标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最为有效。他认为技术创新政策分析必须以理解技术演进的微观过程及周期性特征为起点，以识别和区分各种市场失灵为基础，最后确定政府是否能、何时能以及以何种形式支持企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活动。徐翔、聂鸣（2005）认为科技创新政策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特征。战略性是指科技创新政策服务于整体的科技经济战略目标，而并不单指服务于某个方面的目标；系统性是指政策制定和实施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多个部门，并且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和协调，而要避免政出多门，相互矛盾。Jordi和Andrew（2006）回顾了科技创新政策评估理论和实践，根据创新线性模型、非线性模型和系统模型理论发展，认为政策评估理论的发展有所滞后。Dong Y（2009）指出本地科技促进政策在本地科学技术发展、改善地区创新机制以及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科技政策制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积累。刘斌（2000）在其著作《政策科学研究》中论述了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程序及政策制定模型。他指出政策制定程序包括政策议程的建立、政策规划、政策合法化，并且分析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包括政策制定体制、政策制定者、政策对象、政策制定的手段和方法。吴明瑜（1986）主编的《科研管理工作手册》、郝立忠（1997）主编的《宏观科技管理学》中对制定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普遍适用于制定科技政策的程序进行了探讨。李侠（2001）研究了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变迁与模型选择，并研究了科技政策失灵现象，指出科技政策失灵包括的四个主要方面。陈强、王艳艳（2010）通过对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的挖掘和对我国科技政策结构平衡状态的分析，提出了在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中存在不合理因素，认为我国应从自身的发展和全球的视野来重新调整科技政策，并给出了建议。赵筱媛和苏竣（2007）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并结合科技活动特点和科技政策作用领域等因素构建了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三维立体框架，三个维度是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科技活动类型维度和科技活动领域维度。颜振军（2008）指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科技管理在理念上存在对科学技术及其功能认识不全面等问题，在体制上存在科技学技术与经济系统协调不足、职能同构、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等问题，在机制上存在“技术导向”的路径依赖、管理内容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政策造成了一定障碍。

 

　　目前对于科技政策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融合的观点，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也变得更为丰富。Yili OY、Zhao YL和Chen GD（2008）针对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管理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运用学术代理来阐明专家评估系统，提出了一些设计激励机制的对策。Xie YC（2009）指出，制造业技术创新中的相互吸引而又对抗的过程会直接影响到协作研发，政府的激励政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平衡各个制造商关系的作用；政府应该灵活掌握激励政策的运用，并且根据实际的创新项目的进展，引导合作企业及时地改变他们的合作方式。Boardman C和Gray D（2010）研究发现，协作研究中心对于政府政策、产业战略以及组织有着推动和实践的作用，它对于政策和管理的决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Braun K、Moore A、Herrmann SL和 Konninger S（2010）指出，政府生物伦理学在科学管理方面表现得更加灵活，它发展出对原科学管理方式的问题化倾向，这是建立在对成效、科学专门技术、系统稳定的考虑之上的；政府生物伦理学不是通过干涉科技发展过程的方式来进行，而是通过重构并管理一个适合的对话机制来开展的。Parthasarathy S（2010）建立了一个分类框架去分析在科技政策领域的支持集群战略，并探讨了利用已有技能、引入新的论据、引入新的政策制定逻辑和挑战官僚机制等4种战略模式去突破专业技能屏障。Mayer H（2010）研究了刚刚出现的开放创新模式在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研发相对较弱的国家中，模式对于技术引领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作用。Castro-Martinez E、Jimenez-Saez F和Ortega-Colomer FJ（2009）基于对于传统研发的迹象和趋势的研究，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风险，并对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政策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关于理论研究，目前国外对于科技政策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集中在科技政策产生机制、科技政策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不过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探索。我国学者对公共科技政策与政府科技管理的研究成果则多以跟踪和归纳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综述类文章或者思辨性论文为主，忽略了对科技创新政策自身理论的研究，对科技创新政策中的政策战略、决策过程、政策评估等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理论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针对科技政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不足之处：①科技政策体系的一般理论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政策研究面临改革开放中的大量实际问题，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应用层面上，忽略了对科技政策自身理论的研究。对科技政策的研究尚未规范，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概念框架或“范式”。对科技政策体系中的内部结构研究、相关作用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很薄弱。②缺乏系统的科技政策制定研究。国外对政策制定研究颇多，但具体到科技政策制定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停留在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的经验层次。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因此，对科技政策制定的原则、环境、过程、模型等理论研究十分薄弱，而理论基础的薄弱导致了科技政策制定实践的连续性、系统性不强，使科技政策的制定存在短视等问题。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科技政策制定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必须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建立适合我国的科技政策制定的理论和方法体系。③科技政策制定的定量分析较少。对科技政策制定的研究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进入定量研究阶段的很少。少数对我国一些重要城市的科技政策进行评估的成果，也由于其很少借鉴数学方法和量化分析，而缺少说服力。而在某些研究（如对科技政策制定风险的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