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中国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描述了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其世界领先的CO2排放增长率的计划和政策。
这份报告是在新一轮气候条约谈判在南非德班开始前公布的，显然是在证明并加强中国认真解决其贡献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决心。报告值得一读。
鉴于中国使用的煤炭和中国煤炭的来源已经是很多气候讨论的中心问题，当煤从发达国家流向快速崛起的巨头，如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以维持发电厂和钢铁厂的运营时，问题便产生了。以下是本文作者就此发起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和伦理问题讨论时，一些专业人士提供的观点。
脱碳化是一场马拉松
瑞士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级研究员罗杰·琼斯（Roger Jones），在博客上发了个必读的帖子评估了这一困境。他还提醒读者，如此巨大的不断增长的能源系统的脱碳化不是短跑，是一场马拉松运动，而且是一场过程和规则仍在制定中的马拉松。
参加长跑比赛，不能因为刚跑了100米就放弃比赛，因为比赛还没有赢，能否赢得比赛，取决于前期的准备工作、过程中的能量释放以及路上的战略战术反应。
这种马拉松比赛与有胜利者的竞技马拉松比赛不同，但相同点都是距离长而又看不到终点。这里，我们希望可以实现共赢、催促落伍者，同时也监督那些想潜入角落搭便车到终点的人。
丰富的煤炭，廉价的神话
即将离任的塞拉俱乐部主席卡尔·波普（Carl Pope），通过crocodoc.com回复了笔者发去的邮件，以独立文件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看法。这里是他有关“丰富的煤炭、廉价的神话”的一些观点。
目前，虽然有足够的煤炭地质储量，数量可观的煤不断到达港口或运输中心，使发电厂可以获得廉价的煤炭。但是，这种方便廉价的煤也难以满足亚洲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导致印度和中国煤炭价格昂贵，最终无法获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煤矿开采破坏了水源，会导致水供应短缺；二是提供运输的火车、汽车和轮船需要大量的、价格不断攀升的柴油……
所有进口煤炭的国家，要建多少煤电厂基本上不是由市场或个人公司所决定，而是由国家规划部门决定的。因此，印度、中国和越南就会有选择地建多个煤电厂，通过内部竞争来平衡价格；或者提高非煤电力在电力市场上的比例，以此来降低现有运输部门的运营成本，削弱煤炭出口商的定价权。
煤炭新技术潜力巨大
斯坦福大学煤炭市场、气候政策与中国分析师理查·摩斯（Richard Morse）回应了波普的观点，并单独发布了对煤炭出口的初步探索，以揭示中国能源选择的根本驱动因素，以下是文章的摘录。
摩斯赞成一些专家如戴维·维克托（David Victor）、戴维·斯特恩（David Stern）和文中提到的罗杰·琼斯的观点，也对澳大利亚计划表示认可：
像维克托、斯特恩和我，属于“气候实用主义者”，认为澳大利亚气候政策的意义不是在于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或者是解决国际贸易排放量问题，而是实现政治上可行的国内气候政策的向前发展，帮助确定未来基本的全球政策（正如你们和维克托指出的，这是处理碳排放以及煤炭出口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气候柏拉图主义者”在评估澳大利亚气候政策时依据一些假设的对全球解决方案的贡献，或者使曲线显著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一方案。换句话说，他们支持澳大利亚气候政策，来对抗存在于柏拉图境界以及学术机构的“理想气候政策”。问题是，迄今为止由于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的限制（见戴维·维克托的新书《全球变暖僵局》），学者和专家比气候谈判者更容易理想化（见京都议定书），这就是为什么要明确积极务实的全球政策的原因。
这是摩斯关于寻求超级马拉松中最有效的早期步骤，长远来看，需要过渡到一个能源清单：
……在我看来，这些对话需要超越“碳与可再生能源”的框框，要更务实地讨论什么是这些经济体减少CO2排放最低成本的来源（以美元/吨为基数）。这当然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概念框架，加利福尼亚正在使用这种概念，也将是我们以后用来评估此类情况的标准。
为了使讨论更接近于“全组合”的观点，我认为，如果短期内关心气候，你可能会更多地去考虑煤炭而不是考虑可再生能源。如果我们评估气候解决方案是基于这种每吨的最少成本，那么煤炭就不仅是最大的CO2排放源――新的煤炭技术和投资可能是潜在的最大的减排机会。虽然可再生能源非常重要，也不能低估其减排的贡献，但是用人为的有限组合方案来试图解决煤炭问题并没有使人受益。
确立挑战性的碳排放目标
最后，是芝加哥气候学家雷蒙德·皮埃安贝尔（Raymond T.Pierrehumbert）2010年提出的议题：当煤炭在国家间转移时，“谁是CO2排放的占有者”：
这是个关于碳排放的很重要的观点，除了你称“我们这一代人选择一个数字没有意义”这一点外，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就你指出的碳泄漏问题，一个国家向中国出口煤炭，并买回中国制造的产品，然后在计算国家减少排放的进度中却不计算那一部分碳，这是很荒唐的。
我重申我在Dot Earth上也阐述过的立场，国家有权在自己控制的地区范围内排放碳，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排放的碳，并非是大气中的碳。这是一个天真的立场，但是有明确的道德意义，除了大量关于低碳能源的研究外，也必须要有简单明确的目的。这里主要考虑煤炭，当然，碳的范围也会延伸到油砂等。由于现实的要求，需要过渡到低碳经济时代，我认为对天然气的过度开采需要改变，也希望能实施比目前更好的环境保护措施。
但是，关于“选择一个数字”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基于CO2滞留时间的基础物理量，大部分的人仍然在寻找一种错误的量，相对于谈论目标浓度问题，他们更应该讨论积累的碳排放，这样可以更为简洁地抓住排放对气候的影响。我自己青睐的一个数字是一万亿吨CO2总量（其中我们已经排放了约一半）。这个数大约获得了我们避免气候变暖大于2℃的50%的机会。虽然胜算不大，但在我看来，保持低于一万亿吨碳排放仍然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目标，但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和极限的气候变化范围之间的妥协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选择一个目标，如果不成功并不意味着失去一切，但是它有助于了解你到底追求什么。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碳排放的指数增长，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措施（更别说稳定或降低排放）都将大大推迟了我们到达一万亿吨的时间，并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时间以便永久地解决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彦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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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德鲁·拉夫金（Andrew C·Revkin），《纽约时报》博客作家，执掌Dot Earth博客，致力于推动地球与人类平衡发展，并为专家和读者提供交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