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丁肇中家的庭园与丁肇中的合影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在我采访过的科学大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从2002至2004年间，我多次采访了丁教授，还应邀访问了他所在的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并有幸到他家里做客。对丁肇中的科学精神和风格魅力,我有着直接的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
2002年秋，丁肇中教授来沪访问，期间他应邀到《文汇报》做客。在文新大楼46楼会议室，他登高远眺，兴致甚浓，尽管是第一次与丁教授面对面的交谈，我还是打破了拘谨，即兴提了几个问题：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您如何看待实验与理论的关系？
“实验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需要实验的验证。得不到验证的理论，最终只能被否定。所以，实验可以推翻理论。”
――前不久，霍金来中国，引起了公众很大的关注。那么，应该怎么来看待霍金的理论呢？
“霍金是一位很特殊的人才。但是，即使霍金的理论，也应该由实验来检验，才能知道是否正确。”
――霍金的理论，建立在宇宙是通过大爆炸产生的这样一个学说基础上，这个大爆炸理论能够得到实验证明吗？
“我们虽然无法重现一次宇宙大爆炸，但并不等于不可以验证。宇宙早期的大爆炸，只有当正物质和反物质碰在一起时才能产生。所以，能否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是检验大爆炸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如果找不到反物质，对宇宙通过大爆炸产生的理论，就要重新认识了。”
――从哲学上讲，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但现在认为到夸克很难再分了；那么，夸克是否是物质的最小组成？夸克还可以再分吗？
“我不知道。这要靠今后的实验来说话。科学是不断发展的，100年前，谁能知道有这么多的基本粒子，还有夸克；那么，再过100年来看物质的结构，肯定会比今天的认识又要深入得多了。”
――现在有人对光速不变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光速可以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又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您是一位知识面非常广博的科学家，但我发现您经常说“我不知道”，刚才您就说了两个不知道。您为什么说不知道呢？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一片笑声。我没想到，就因为我提了这几个问题，尤其是那段“我不知道”的对话，让我从此走近了丁肇中。
“一进实验室，就像到了家里”
第二天下午，丁肇中赴交大闵行校区参观物理实验室，他让秘书邀请我同往。尽管上午还在复旦为学生作报告，中午又没有休息，但一进入物理楼的实验室，他立刻两眼放光，精神焕发。
实验室里的师生们很快发现，今天接待的可不是一般的贵宾。他太熟悉物理学的实验室了，有时，还没有向他介绍完，他说了句“这我懂”，就弯下腰，仔细地察看仪器，问出一连串相当专业的问题。他察看仪器的神态，真是非常动人:或弓着背，弯着腰；或蹲下身子，侧着头；仔细看时，他总会摘下眼镜，双眼向前凑得很近很近，用手里的镜架轻轻地抵住下唇，活脱脱地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车间老师傅，边看边捉摸。这时，他的眼神非常丰富，有会心思考、有难以觉察的满意或不满意；有时，还显得有一点调皮甚至狡黠，那往往是一些很不惹眼的细处被他捉出了问题，而主人则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人们很快发现，丁肇中教授的眼光，实在厉害。他对物理学实验室了如指掌，不止一次，主人还没有向他介绍完，他就不客气地说“我懂”，与他昨天说“我不知道”正好相反。然后，他弯下腰，仔细地察看仪器，问出一连串很细致的问题：“这里的表面误差是多少？”、“温度控制在什么范围？”好几次，都把介绍的老师给噎住了。当向他说明,这在允许误差的范围之内时,他不满意了：“0.1度的误差，能控制0.01的精度吗”？
走进学生实验室，他又一脱刚才的严肃相，一会儿在显微镜前凑近镜头仔细观看、一会儿在一个装置前动手试几下，就像回到了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时代。他很称赞交大的学生物理实验室，问：每个学生要做多少次实验？实验算多少学分？他说：对于了解基本物理，实验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到了实验室，就像到了家里一样。
“我是不允许有失败的”
丁肇中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我又随他到了北京，参加阿尔法磁谱仪2号（AMS―02）研究项目的一次工作会议，任务是汇报和讨论由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电磁量能器的进展情况。电磁量能器位于探测器底部，由于上面还设有多个探测器，所以到达电磁量能器的粒子，其能量和穿透力都比较强，能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粒子。
丁肇中端坐在面对报告席并可环视整个会场的左侧，面前是一个弯曲的话筒。他一反前几天在上海演讲、座谈时略带幽默的轻松神态，一脸严肃。会场上没有一丝杂声，谁要是悄悄地交头接耳，那怕声音压得再低，他都会立即投以责备的眼光。会议是讨论式的，专家们可随时插话，向报告人提出问题，丁肇中用手示意，让这个发言，或让那个“Stop”。他的指令带有很强的权威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管你职务多高，没有谁敢不听。我几次发现，连来自美国宇航局的专家，正讲话到兴头时，被丁肇中一声“Stop！”，也只得立马停下，虽然脸上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
报告人更像是在接受考试的学生，不仅要明确地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必须有根有据，不能凭想象或推测。一位中科院博士，在报告中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说可以提高探测器测得粒子的效率，丁肇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但他回答得不能令人满意，立即被丁肇中否定了：“No, No，你下去吧”，不留一点面子。第二天，我与丁肇中教授聊起了这件事，他对我说，在AMS这样的大科学项目中，任何一点疏忽都是不充许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要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AMS项目虽然是探索性的，是全新的，但是涉及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不能冒风险，要有充分的把握。我是不允许有失败的。
我不由得问：不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但您不允许有失败，这怎么理解呢？丁肇中说：在AMS这样的大项目中，无论哪一处技术细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行。你犯的第一次错误，也就是最后一次错误。所以，我们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慎之又慎，每一处技术细节，都要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设备部件，都要经过严格的测试。你看我们这次开会，对于每一技术问题，大家从各个侧面进行细究，从中又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样的会，我们经常开，没有哪一次可以“圆满成功”，划个句号。总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坐落在法－瑞边境的日内瓦欧洲粒子研究中心
讨论直到中午12时半，大家才到隔壁房间用餐，每人一个盒饭，丁肇中和大家一样，端起饭盒，坐在长条桌旁吃着，边吃边聊天。这时，他又成了一位慈祥、幽默的长者。下午一点左右，会议又接着开始，中间根本没有休息。我很钦佩丁教授的工作精神，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跟着丁肇中，就得有连续工作的准备。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5、6个小时是常事，实验最紧张的时候，接连两三昼夜不出实验室。
“我只做一件事”
第二年（2003年）4月，参与AMS-02计划的科学家要在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举行一次综合性的汇报会，丁肇中邀请我去参加。会间我曾问丁肇中：现在大家很关心AMS-02究竟能否找到反物质的粒子，或发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对此，您的把握如何？丁肇中回答说：将这样一个重达7吨的探测器送上太空，去寻找反物质粒子，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和尝试，所以任何发现都将是新的，都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至于反粒子能否找到，我现在不知道，但关键只要仪器的灵敏度和质量好，那么放在空间站几年,是可以有所结论的。
由于“哥伦比亚”号失事，航天飞机的发射到2005年才恢复，AMS-02的升空被多次延迟，以后美国又宣布航天飞机将陆续退役，而在最后几次飞行中，AMS-02能否排上，更成为变数。尽管前景莫测，但丁肇中始终没有放弃，并精益求精地对探测器进行改进和完善。丁肇中曾对我说过:这些年来,我谢绝了一切的邀请，也不担任顾问等任何职位。我只做一件事。我空下来就在想实验的每一细节，反复想，想得很具体，一发现问题，我就会立即打电话，给德国、意大利，或别的国家的科学家，与他们讨论，有时请他们过来。我基本不看文件，甚至很少看书。书都是别人写的，讲的是已有的知识，而我们做的事完全是新的，是别人的知识所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所以，我说只做一件事情。
一位已负盛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年过六十以后，竟然还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项充满风险的探索，尤其在当前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丁肇中对科学的执著和坚韧，确实令人敬佩。丁肇中曾这样说过：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的,而基础研究需要大量的资源和长远的眼光。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没有对基础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
无疑，丁肇中是一位目光长远的科学家。如今，AMS-02已顺利到达了国际空间站，大量的数据开始传至地面，丁肇中和他的科研团队已转入海量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他们将发现什么？全世界都将期待着。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