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以来，一直在领导全美国的癌症研究和抗癌工作的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在下一个十年里应该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目标：研发出能终身有效应对所有主要肿瘤的药物。

　　抗癌现在正成为越来越现实的目标，因为我们终于在很大程度上知道癌症真实的遗传和化学上的特征。现在的情况与当年尼克松总统和国会发起向癌症宣战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作为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的新成员，我提出联邦政府用于“纯癌症研究”的钱应用在刀刃上，而不必花很多钱在建造新的临床癌症中心上。

　　虽然，自1990年代起美国整体的癌症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但是癌症依然是最主要的杀手。据报道，2006年全美国有近56万人死于癌症，这个数字比40年前发起向癌症宣战时高出了近20万。这场历经40年的抗癌之战迄今仍远未能分出胜负。

　　对癌症机理的全面认识直到2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意大利出生的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雷纳托·杜尔贝克在1985年预见到，这样一种对人体本身基因的全面解析对于深入理解癌症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引发了这一大科学计划）的完成使得人们对癌症有了更多更本质的认识，现在折磨人类的几乎所有主要癌症的遗传变化都将悉数为我们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癌症的几乎所有信号通道，正是通过这些信号通道癌症得以扩散到正常细胞，现在有约20种信号封堵药物在老鼠身上试验有效后正进入临床试验，其中Herceptin和Tarceva已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审批，有望进入临床应用。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新药中还没有一种能真正达到终身治疗的效果，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药物只能适当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部分原因是，单个癌细胞里常常有多种类型的引发癌症的基因驱动器，如果能知悉这种基因驱动器的更多运作机理，将有助于我们开发出更具针对性的化疗方案。

　　虽然靶向联合化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们并没有所谓的能单独或综合作用抑制绝大多数已转移癌细胞的“神奇药物”。为此，我们可能必须将我们的研究重心从解码癌症背后的遗传指令转向更多地了解癌细胞的化学相互作用。

　　1940年代后期，当我还在读博士时，生物学的强者是那些试图揭示新陈代谢物的媒介分子是如何构成以及如何被分解的生化学家。在我和我的同事发现了双螺旋结构后，生物学的强者易为分子生物学家，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了DNA序列编码的信息是如何构造核酸和细胞的蛋白组分的。聪明的生化学家必须再度脱颖而出，帮助人们从化学和遗传角度了解癌细胞。

　　重启向癌症宣战必须自上而下。1971年，美国国会决定应该由总统而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来任命NCI的所长。然而，现在NCI在迫切需要一个大胆睿智的船长时却变得群龙无首。奥巴马总统必须从全美国最好的癌症研究者中选择一个强有力的研究所新领导人，同时需要配备一个经验丰富的新药开发者团队，从根本上加快抗癌药物的开发和临床试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