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近百年，是进步最迅猛也是问题最多的时期。许多问题，追根究底，都涉及到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尽管人们对于技术的看法各种各样，但是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的观点。

　　一类是技术乐观论，许多先哲和未来学家大抵持有这种观点，远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如果说柏拉图对技术还心存疑虑，那么培根则不然，他不仅高呼“知识就是力量”，还在1625年出版的《新大西岛》中，精心描绘了科学与技术主宰下的繁荣富庶的美好生活景象，更为可贵的是，他预见到彼时还建立了灾害预报系统、地震、洪水、疫情等一概被预知并可提供防御和救治指导。培根还积极倡导科学与技术的建制，他对科学组织“所罗门宫”的构想，直接催生了英国皇家学会。近如阿尔文·托夫勒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是这一思想的信奉和鼓吹者。30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给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带来的思想震撼，至今余脉不绝。而弗里德曼在进入新世纪后首先断言《世界是平的》，更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欢欣鼓舞，好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全球化足以让这个世界“平坦”起来，穷国和富国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还有一类就是技术悲观论，当然，这种悲观并非绝对的悲观，隐藏在悲观论背后的，是呼吁人们提高警惕，防止技术被滥用。比较典型的像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指出了现代技术的肆虐，有可能造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从而唤醒民众和政府对生态危机的感知，被誉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之作。卡逊并非过于夸大其词，正是她悲天悯人的情怀，让社会开始反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英国的阿道斯·赫胥黎则提供了一个技术与人文冲突的范例。他在1931年出版的著作《美妙的新世界》中，运用了科幻的手法，对新技术垄断下的未来进行了充满忧思的描写。他吸收了当时前沿的科学理论，诸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预言了人类在人造生命等高技术主导下的未来生存状态，找寻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是人类终极追求的答案。15年后，赫胥黎在他为《美妙的新世界》补写的序言中，还对书中没有涉及到“核裂变”耿耿于怀，核能这个了不起的发现，更是让技术悲观者忧心忡忡。

　　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之后，人类在经历自然灾害带来的恐惧和苦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由地震、海啸引发的核能灾难，核恐慌在全球蔓延，各国的反核示威和对核电站计划的重新评估，已经说明人们开始反思并希望从中吸取教训。核能当初以魔鬼般的面目登场，美国曼哈顿计划制造的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爆炸，叫停了战争，却也在瞬间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当然，核能也继煤炭、石油之后给人类带来了新的能源。1954年，前苏联奥布灵斯克核电站投入使用，标志着人类核电时代的到来。但是核能和平利用的历史也并不平静，人类社会发展在理性光芒照耀的同时，也不乏谬误的相伴，正如墨菲定律所预言的，该发生的东西总是会如期而至，技术的风险时刻存在。人们为了安全，会采取更高明的技术措施，然而伴随着这种所谓的平衡很难说不会孕育更大的风险，切尔诺贝利事故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核电站的更多问题往往出在意外事故上，包括自然灾害所引致的，如福岛事故。现在，福岛的核泄漏仍在继续，日本正面临二战原子弹爆炸以来最严重的核危机，解除危机仍需要作艰苦卓绝的努力。

　　显然，技术之于主体是利弊共存的。控制论之父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中强调：“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纵观历史，人类百年科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大约分为：反战、反生化武器、反核武的阶段；直面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阶段；主动应对新科技革命伦理挑战的阶段以及以克隆人为主题的生命伦理阶段。每个阶段总有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学家和公民参与其中，为实现技术造福人类付出努力。今天，我们在坚持创新发展，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丰硕成果时，也应该牢记，不要让技术的利刃，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和美好的精神家园。